後來，我在一些書籍記載中，找到與父親相關的零光片羽。接下來，我要寫下我認為不可或缺的篇章。
失敗者回憶錄35：談談我的父親
（圖說：1934年一月父母結婚照，後排左二是爺爺李晃雲）
談談我的父親——李化。那時代他在影圈中算知名人士，而他的人生對我的影響也相當大。
自懂事以來，我就不喜歡父親。我小時候，他每天在外面奔忙，很少在家中見到他。十歲左右，母親就一直跟我和姐姐訴說父親的婚外情。在北平，和到香港頭兩年，我和姐姐幾乎每晚睡覺時都聽到他們爭吵。在北平，他把兩個非婚生的妹妹弟弟，帶到家中要我媽媽撫養。到香港後，他也毫不忌諱地與婚外情人在我媽媽面前招搖。媽媽說，他給的家用太少，不夠用，以致媽媽要做配音工作幫補家中開支。李書唐伯伯那時說，我們兩姐弟，和家中常來往的朋友，都是我家的「妻黨」，也就是站在我媽媽立場、不值父親所為的人。在我14歲那年（1950），姐姐去了廣州讀書，弟妹也被送回上海由他們的生母撫養。有一天，母親告訴我說，她過兩天就會瞞著父親離家出走，叫我不要說出來。我不僅為媽媽隱瞞，而且也鼓勵她離開。家變之後，在雙方朋友斡旋下，父母協議離婚。母親到日本，與一華僑再婚，生下我的同母異父弟弟。因此，連我在內，我實在有五個兄弟姐妹，但同父同母的是我和姐姐二人。
14歲之後，家中只我與父親二人。1953年，他再婚，娶了他公司力捧的影星白帆。1955年我在上海書局工作，因可以留宿，我就趁機離開父親，搬到書局去住。一年後，他又與白帆離異。不久，他與影星陳琦同居。1965年陳琦去世，他又跟另一影星同居，直到父親1975年病逝。除這些正式伴侶之外，還有不少關於他與其他女性的傳聞。我年輕時追求真愛，不能接受男女關係的「亂」，心理上跟父親疏離。後來社會經歷多了，認識到人的多面性和人與人關係的複雜，才知道我實在沒有資格去評斷父母的關係和他們的感情生活。
父親雖然很早就與母親關係破裂，但他對血緣親屬卻十分關懷愛護。他在家中排第二，卻是二房的長子，很早就離鄉工作，一直照顧所有的弟妹。他對四個兒女，也非常疼愛。姐姐和弟妹在陸續回大陸後，在香港的親子就只有我了。那時我在愛國學校學習和課外活動很忙，他的電影事業也忙，我們很少談話。不過，我知道他在拍什麼戲，做什麼事，他也為我的學業和政治思想的進取而在友人面前炫耀。畢業即失業那半年，他有時會表現出對我的失望，但一直關心我的出路。1975年他在澳門病逝，那時中國的文革仍未結束，而我主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中備受重視。在他最後給我的信中說，「我能親眼看到你有所成就，瞑目之一。能見到淑英、秉和都能自立，且都向正途邁進，瞑目之二。」他沒有提到另一女兒淑燕，是因為淑燕在文革開始時就寫信給他，批罵他反動，說割斷父女關係。這是讓他心痛的。淑燕後來也醒悟，覺得做錯了。實際上，我在大陸的姐弟，遭遇都不好。只有我在香港的事業仍有發展。一年後，文革結束，我的想法也在吸取教訓中漸有改變，爸爸遺言所說的我「有所成就」，應該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樣了。
許多年後，我清理東西，見到爸爸留下的一本老相簿，封面貼著一張紙片，上寫「一九二八至一九六五」。相簿其中一張照片後面，夾了一張紙，留下爸爸的字跡：
「一九二八至一九六五，悠悠歲月，三十七年。一九二八由廣州去上海，二九年濟南、上海、北京，三一年再到濟南，轉而青島、天津、北京、上海，三二年結束流浪生活返廣州，三六年遷居香港，四零年再遷上海，四一年去桂林，同年返港，四二年返上海，四四年去南京住一年又遷返上海，四六年遷居北京·，我去瀋陽一年，四八年二月由北京返香港，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整整二十年，雖曾赴外地，然不超過一個月，總算是定居了。」
拿著這張紙條，聯繫到我記憶模糊的不斷遷徙的童年，在那昏亂動盪的時局中，父親作為一個從事戲劇工作的人士，既受政治衝擊，又為了我們一家的生存而不斷謀變，生活如碎片，遷徙如喪犬，真是夠漂泊、輾轉、辛勞了。而我在懂事時，為了他和媽媽的關係而對他冷漠，長大後又忙於追逐自己的事業，沒有跟他好好談過，沒有關注他的一生。對他來說，晚年孤寂，最親近的兒子少去探望他；對我來說，則是失去了補充我人生中少知道的一頁。不免有憾。
後來，我在一些書籍記載中，找到與父親相關的零光片羽。接下來，我要寫下我認為不可或缺的篇章。（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14日）
（圖說：1956年二十歲時與父親合影）
失敗者回憶錄36：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1936年11月，在粵片界名人李化……等號召下，三百餘位粵片影人聚集於香港一酒家……發表聲明」
父親生前，我沒有聽他談他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這是我追悔莫及的遺憾。現只能從他的零星留言、有關書籍記載，和我的片斷記憶，去寫他生平。這既對我有意義，也反映了父親那一代人的掙扎。
李化，1909年9月23日（農曆8月初10）出生，原名李存棠，廣東新會人。1927年18歲時離鄉往廣州進入韋碧雲創辦的廣東電影學院就讀。那是中國電影業的萌芽期，選擇學電影的人極少。父親是電影學院第一期學員，三個月完成課程，隨即留校協助主持校務。學院第二期，我堂兄李晨風和後來的電影人盧敦就入學了。其後父親與妹妹李麗蓮（我姑姐）、李晨風、盧敦組織一個業餘劇團。1929年南國劇社到廣州演出，父親與姑姐隨南國劇社到上海，1930年與作曲家張曙合作，在上海演出李麗蓮主演的新派歌劇《王昭君》。同年與李麗蓮加入天一公司，父親由場記升至副導演。時年21歲。在上海三年，據知這段時間，他也到濟南、青島、天津、北京等地流轉。有聲電影開始出現，1932年，影人鄺山笑在廣州成立的紫薇公司到上海租用天一公司的錄音設備拍攝《無敵情魔》的聲片部分，完成後與父親離開天一回廣州。父親在廣州助鄺山笑完成了《無》片，並留在廣州拍了幾部影片。其中較珍貴的是1933年的《炮轟五指山》，赴海南島取外景，拍攝了大量尚處原始社會的黎族片段。在廣州，他與當時紫薇的演員、我母親李幽慈相識，並於1934年結婚。母親原名李薇卿，生於1914年，2013年在香港逝世。
1936年，父親來香港加入大觀聲片公司任導演，並成為華南影業協會總幹事。
2014年香港出版的《粵語的政治》一書中記載1935年南京中央政府開始推廣國語運動，想要禁制粵語片，香港影界就發起「粵語片救亡運動」：「1936年11月，在粵片界名人李化……等號召下，三百餘位粵片影人聚集於香港一酒家……發表聲明」。又記載1937年7月，香港華南影業協會派我父親在內的代表五人到南京請願緩禁粵語片。但隨即中日戰爭爆發，南京遭日軍進襲，禁粵片之事不了了之。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空襲廣州，當時父親率領一個攝影隊，冒空襲危險到廣州拍攝空襲中人民的輾轉，以喚起觀眾的愛國救亡意識。
這段期間他導演的，還有《精忠報國》《民族之光》，是宣揚民族主義的影片。父親生平極少當演員，但在1939年的抗日經典電影《孤島天堂》中卻擔任演員，而且不顧毀譽地飾演漢奸的反派角色。《孤島天堂》是眾多影人不計報酬在香港共同參與的義舉。這部影片現時在youtube頻道還可以看到。
1937年，在上海當演員的姑姐李麗蓮，與後來當了毛澤東妻子的江青（藝名藍蘋）投奔中共根據地延安。父親1938年隨歐陽予倩赴桂林的廣西藝術館工作。在桂林時，父親大約是在延安的姑姐勸說下，安排居住香港我們家中的五弟李剛（原名李存溢）和三妹李慧蓮送桂林聯絡中共組織，輾轉前赴延安。
（圖說：1957年父親去北京，左起：姑丈歐陽山尊，父親，姑姐李麗蓮，五叔李剛）
1940年我們全家遷上海，1941年父親又去桂林參與抗戰文化工作，1942年再返上海。1944年去南京一年又返上海。這段期間他改名李炎林營商和從事話劇活動的情況，在前文「父親與淪陷區話劇」已談及。1945年從淪陷區逃難到屯溪，在前文「逃難」也談過。抗戰勝利後他在東北及天津經營電影院，很可能是那時候他仗著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在「接收敵產」中得到接管東北、天津一些電影院的機會，以此謀生。內戰烽火蔓延，1948年2月回香港。回港後再入影圈，首部執導影片為粵語片《有冤無路訴》（1949）。同年領導組織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華南影聯）。
父親回港後，一開始就以親共的左派影人的面目出現。籌組華南影聯他是主要角色，會務聯絡也在我家，1949年7月開幕他致開幕詞。但隨後的領導權都在中共工委的操控中。接著父親擔任大觀片廠廠長，1953年創辦藝文公司拍國語片。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這時興起，1959年父親創辦峨嵋公司拍粵語武俠片，大多由他或李晨風執導，並以「林炎」之名任製片。他以大陸的少林寺、武當山、峨嵋山等地取景的幾部武俠片都賣座不差。1966年文革爆發，香港左派影業凋零，他的影片也無以為繼。1968年他為撙節開支，搬去澳門居住。1975年8月22日在澳門病逝。
在社會動盪中輾轉，在各種政治的干預和影響下掙扎求存，這就是父親的一生。（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16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