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從1億美元貸款談起─美日對中華民族主義的爭奪

從太平洋戰爭爆發80周年的角度來看，1941年對中華民國而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一年，先是1月爆發的「新4軍事件」導致國共關係破裂，接著是4月簽署的《日蘇中立條約》，宣告蘇聯停止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所幸在《日蘇中立條約》簽署的兩天後，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啟動對中華民國的援助，才讓對日抗戰能夠持續下去。

不過事實上，蔣中正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關係早在1939年12月14日，就因為中華民國在國際聯盟譴責蘇聯案中選擇不聲援蘇聯而一去不復返。中華民國在譴責蘇聯對芬蘭發動冬季戰爭的譴責案中，投了棄權票而不是史達林所期望的反對票，導致蘇聯被驅逐出國際聯盟。史達林從此失去了爭取蔣中正的興趣，下令切斷對中華民國空軍、裝甲兵還有砲兵的援助。

至於中國共產黨，看在蔣中正眼中本來就是威脅性比日本還要更為巨大的「心腹之患」，更是沒有真誠合作的可能性。正如筆者兩個星期前撰文介紹華盛頓會議100周年時所寫的那樣，北洋政府依賴《九國公約》鞏固中國主權獨立與主權完整的親美政策，幾乎在北伐勝利後的第一時間就為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繼承，這是為什麼中共批評他「背叛孫中山」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早從1927年的上海清黨和武漢分共以來，聯俄容共就不再為中國國民黨內的主流派視為選項，但這卻不代表親美就成為了中國國民黨唯一的對外關係路線選項。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時間比蔣中正還要久遠的汪精衛，就在認清了蘇聯的野心後，由原本的聯共轉為分共，可是對英美國家缺乏信任的他，主張延續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採取親日外交路線。

於是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國民黨就出現了親美和親日的路線之爭，而且美國與日本為了爭奪太平洋的霸權，也如同冷戰時代的美國和蘇聯，各自扶持自己在中國的代理人，並且在外交上否定對方中國代理人政權的存在。比如1940年11月30日，羅斯福總統宣告對重慶國民政府提供1億美元的貸款，其實就是為了抗議日本對汪精衛政權的外交承認。

汪精衛是早年國民黨反美派的領袖，認為中國就算在美國干預下贏得抗戰，換來得也不過是被美蘇瓜分的更悲慘命運，某方面他的預言是正確的。

「疑美論」代表汪精衛

相對於有美國國籍，曾試圖在外交上爭取美國承認的孫中山，汪精衛稱得上是第一位對美國抱持懷疑心態的中國國民黨領袖。懷疑美國的原因，首先來自於1842年鴉片戰爭的經驗，讓汪精衛下意識的對西方人與白種人充滿不信任感。其次則是畢業自政法大學的汪精衛，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也比從專門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振武學校畢業的蔣中正還要完整。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自污拚蒙萬世羞─汪政權治下的劫後天堂 ｜ 更多文章 ）

汪精衛以西鄉隆盛還有勝海舟為偶像，深信中國必須要走上日本明治維新的現代化之路才能夠完成革命大業，等到完成革命大業之後，則必須要與日本合作斬斷西方殖民列強在東亞的「枷鎖」，建立屬於亞洲人的亞洲。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的1931年6月，汪精衛為了與蔣中正的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在廣州另外建立了一個以實踐「大亞洲主義」為目標的廣州國民政府。

急於尋求日本協助的汪精衛，在1931年6月20日接見日本駐廣州代理總理事須磨彌吉郎時強調：「我們這些孫文的信徒，至少都是理解孫文主義，遵奉其大亞洲主義的人，我們必須要在日華關係上不拘泥於細枝末節，針對根本問題無隔閡的交換意見，以互讓的精神來達成所謂共存共榮的目的，形成代表東亞兩個獨立的國家，以對抗歐美列國不可。」

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這個主張親日的廣州國民政府才在全國民族主義的浪潮下被迫解散，回歸南京國民政府的編制下。不過汪精衛仍聯合孫科、唐紹儀、陳濟棠與陳友仁等粵系黨國大老迫使蔣中正下台，做為他們與南京合作的條件。汪精衛與蔣中正一樣，反對中華民國立即對日本開戰，而汪精衛與蔣中正不一樣的地方，是他連蔣中正聯合英美向日本施壓的外交手段都反對。

因為汪精衛深信英美協助國民政府驅逐日本的代價，會是讓中華民族進一步遭到西方強權瓜分。所以當胡適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德國佔領的比利時，後來在協約國幫助復國的案例，試圖說服汪精衛強化與英美的合作時，汪精衛給予的回覆卻是：「比利時的生存是因為『抓住協約國』，誠然。但英、俄、法與德國打仗，是各為自己，不是為比利時。英、俄、法決不會為比利時而與德國打仗。」

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

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中佐，在1931年9月18日發動「九一八事變」時，原本是主張把東北三省直接納入日本帝國版圖的。不過為了應付20年代以後「民族自決」的潮流，還有日本必須考量其國際聯盟的會籍，才另外成立傀儡國家滿洲國。然而當時東北的人口以漢人居多，滿人也大多漢化，根本不存在所謂脫離中華民國的「民族自決」運動存在。

「九一八事變」以前，中國人還呈現一盤散沙的狀態，而且日本也不是中華民族主義者唯一的仇恨對象，或者至少不是最仇恨的對象。可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國人團結到了一起，並且砲口一致的把仇恨目標對準日本，讓石原莞爾緊張了起來。石原莞爾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莽撞行為，發現他把中華民族主義推向了日本的對立面。

石原莞爾從來就沒有敵視過中國，倒是對中國5,000年來的傳統文化極為崇拜，他的目標是日中聯手擊敗英美等西方霸權，代表東方民族打一場「最終戰爭」。不過石原莞爾在1920年訪問中國時，覺得中國人一盤散沙，不足以當日本平起平坐的夥伴，「最終戰爭」只能在日本領導下才能實現。既然中國必須接受日本領導，那麼從中國手中奪走領土來實現東方民族的崛起也沒有什麼心理障礙。

原本石原莞爾所希望看到的，是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崛起，形成強大的凝聚力與日本一起將英美勢力驅逐出亞洲。他侵占東北的行為確實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凝聚力，但是這股民族凝聚力卻適得其反的以日本為頭號敵人，這便讓石原莞爾恐懼了起來，轉而主張「不擴大主力」，反對日軍繼續向中國擴張。只是石原莞爾在發動「九一八事變」時，還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自污拚蒙萬世羞─汪政權治下的劫後天堂 ｜ 更多文章 ）

這個頭就是在沒有得到東京方面還有軍部長官批准的情況下，擅自對中國發起侵略戰爭，即日本軍隊中「下剋上」的文化。石原莞爾等擅自發動戰爭的軍人成為英雄，反對侵略的穩健派政治人物，如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等人被視為軟弱的「賣國賊」，甚至因拒絕承認滿洲國而遭到殺害。在這樣的情況下，石原莞爾完全沒有立場勸阻比他更年輕，更激進的日本軍人停止侵略中國。

華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宣傳海報，從日軍不再試圖建立滿洲國或者華北國，而是組織另外一個中華民國與蔣中正抗衡的情況來看，日本已認知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威力。

爭取中華民族主義

不過三個月的淞滬戰爭，進一步讓日軍體會到中華民族主義被煽動起來以後的恐怖，所以類似台灣那樣直接殖民中國領土，或者如滿洲國那樣公然分裂中國國土的行為，都在中日全面開戰以後不再為日本所實施。相反的，日本轉而扶持新的中國領袖來與蔣中正爭奪中華民族主義的話語權。所以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也好，南京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也罷，都是以中華民國為國號。

以中華民國為國號，象徵日本無意分裂中國，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早年日本為了推動華北特殊化，曾扶持主張大蒙古族主義，推動內蒙古獨立的德王起兵與中央政府對抗。可是在與國民政府開打之後，日軍反而刻意壓制得王的獨立野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向中國民族主義者證明，日本無意分裂中國，而且還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

一心想恢復大清帝國的溥儀並不想獨立，卻被日本逼著脫離中國版圖，當了大滿洲帝國的皇帝。拼了命想脫離中國的德王，卻在日本人的壓迫下被逼著把中國人當下去，在中華民國版圖下擔任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實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場上最諷刺的歷史發展。日本人付出了那麼大的誠意，卻在爭取中華民族主義上毫無進展。

原因很簡單，除了日本正實實在在的侵略中國之外，最大的原因還是日本無法建立統一的親日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維新政府雖然都是由北洋政府的老一輩官僚組成，彼此之間卻沒有辦法團結起來打造一個有利於日本在華行動的民族主義論述。此外日軍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視為反日的象徵，因此臨時政府也好，維新政府也罷，使用的一律都是五色旗。

可此時此刻的中國知識份子早已習慣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並且將北洋政府的遺老視為封建時代的代表或者軍閥餘孽，難以發自內心擁護臨時政府和維新政府。更何況這兩個政權不只親日，還沒有辦法形成統一的國家，面對高喊「抗戰建國」的重慶國民政府自然是毫無競爭力。於是在上海特務組織梅機關的機關長影佐禎昭大佐改變政策，決定扶持國民黨元老來當親日政權的大頭目。

日本的「一個中國」政策

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弱國，卻仍然是一個大國，而且還是世界最大的有色人種國家。所以美國和日本哪一個國家能爭取到中國的支持，就有機會成為亞太第一霸權。而在爭取中華民族主義的支持上，美國幾乎占了壓倒性優勢。一來美國在中國沒有殖民地，二來美國把《庚子賠款》用於培育中國的知識份子，扶持中國走向現代化。

不過最重要的，是從1899年推行「門戶開放」政策以來，或者1922年的《九國公約》簽署以後，美國就遵守只與一個中國中央政府打交道的「一個中國」政策。也因為過於遵守「一個中國」，只有北洋政府的代表被邀請出席簽署《九國公約》的華盛頓會議，不包括孫中山先生的廣州國民政府。這個政策，把一度想推動「兩個中國」的孫中山逼向蘇聯和日本的懷抱。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自污拚蒙萬世羞─汪政權治下的劫後天堂 ｜ 更多文章 ）

伴隨著北伐在1928年的勝利，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為美國唯一認可的中國合法政府，而日本卻同時扶持好幾個中國政權。由日本扶持的這幾個中國政權不只無法統一，還相互敵對。鑒於日本與英美的關係，在進入40年代以後日益惡劣，日本急需拉攏中國來一起面對西方的挑戰，需要一個能統合各派系的中國領袖來與日本合作。

於是比蔣中正還要更早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汪精衛，就被影佐禎昭大佐視為一個日本可以合作拉攏的對象。汪精衛有參加革命的歷史，曾試圖刺殺清朝攝政王載灃，在青年知識份子心中有一定的地位。然後他又深信大亞洲主義，主張中國與日本攜手建立一個不受西方干預的「大東亞新秩序」，自然比北洋政府的遺老們更適合成為日本的合作對象。

南京國民政府就是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下誕生的，目的就是要成為日本承認的那「一個中國」，與美國承認的重慶國民政府爭奪中華民族主義的代表。1940年11月30日，本來不願意積極介入中日衝突的羅斯福總統，突然宣佈向重慶國民政府提供1億美元貸款，一是抗議日本承認南京國民政府，二是重申只有重慶國民政府是美國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權。

重慶與南京的道統之爭

從1940年11月30日開始，中國正式形成了美國支持的重慶與日本支持的南京相互對立的態勢，就如同1949年後美國支持的台北與蘇聯支持的北京相對立一樣。重慶與南京都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唯一的道統，孫中山先生正宗的繼承人，美國把重慶當「我們的中國」或者「自由中國」，日本則將南京視為推動「大東亞新秩序」的頭號盟邦。

所以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雖然重慶國民政府跟隨著英美的腳步對日本宣戰，但是日本卻沒有對重慶宣戰。因為從日本的角度出發，中國是友邦而不是敵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在南京，向重慶宣戰形同承認重慶為一個中國政府的法律地位。同理當汪精衛政權1943年1月9日向英美宣戰後，英美同理也沒有把南京國民政府當一回事，因為重慶才是英美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日本沒有向中國宣戰，英美也沒有向中國宣戰，從這個角度來看二戰時其實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國加入同盟國或者軸心國。美國與日本其實都心知肚明，無論是重慶還是南京都沒有辦法獨當一面成為全中國的代表，但是為了各自的霸業，都硬著頭皮承認與自己結盟的國民政府代表世界上唯一的中華民國，還想盡辦法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為了爭取中國人的支持，不僅煽動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的反西方情緒，還將自己憑藉武力奪下的英美租界與治外法權，甚至於自己的租界與治外法權交還給汪精衛政權。原本日本為了區分南京與重慶，強迫汪精衛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上加掛，寫有「和平、反共、建國」三字的黃色小三角旗也被允許取了下來。

汪精衛政權成立後，被改編為華北政務委員會併入南京國民政府的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本來還堅持懸掛五色旗。但是在汪精衛政權對英美宣戰後，華北政務委員會雖然還保持半獨立狀態，但卻也開始懸掛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象徵淪陷區中國政權的「一體化」，至少是表面上的「一體化」。所以對於淪陷區的老百姓而言，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確實幫助他們找回了相當程度的民族尊嚴。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自污拚蒙萬世羞─汪政權治下的劫後天堂 ｜ 更多文章 ）

戰爭與和平之爭

蔣中正與汪精衛的衝突，源自於孫中山先生去世後，國民政府內部的軍權和黨權之爭。掌握黃埔系的蔣中正，雖然革命經歷不如汪精衛，卻仍能夠憑藉著武力成為最高領袖。所以重慶與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鬥爭方式，也反應在一方掌握軍隊，另外一方沒有軍隊的情況下。重慶國民政府以效忠蔣中正的中央軍嫡系部隊為主力，堅持武裝抗日的政策。

汪精衛雖然與日本結盟，但推動的確是非武力手段的「全面和平」運動，如果放在今天的用語下，就是所謂的「和平統一」。南京國民政府麾下的和平建國軍，帳面上看似擁有六個方面軍與一個綏靖公署，可實際上真正聽從汪精衛指揮的卻只有三個師的一個警衛軍。換言之即便汪精衛想要武力統一，他也沒有能力推動，只能夠以政治談判方式爭取重慶國民政府放棄抵抗，脫離同盟國陣營。

打從珍珠港事變爆發以來，日本就一直寄望把日本與美國之間的戰爭轉化成一場黃種人對抗白種人的種族戰爭，想要達到這一點的先決條件就是必須要迫使重慶退出戰爭。而且還必須要在重慶得到英美支持，對緬甸發起反攻以前爭取蔣中正放棄抵抗，因為唯有如此，日本才能夠將中國的人力與資源整合起來，投入到對英屬印度的戰略攻勢上。

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印度人不堪英國的殖民統治，對日軍也是採取歡迎的立場。一支43,000人的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被組織起來，準備配合日軍打回英國，實現印度的「民族解放」。如果此刻蔣中正放棄抵抗，加入汪精衛的「全面和平」運動，那麼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世界人口排名第一與第二，且都是由有色人種組成的國家都將成為日本的強勢盟友。

而1942年到1943年這段時間，美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瓜達康納爾與北非的反攻上，無暇顧及中印緬戰區的軍事發展。一旦重慶的抵抗瓦解，就會立即形成全體黃種人團結起來對抗英美的局面。日軍將因此徹底掌握住「民族解放」的話語權，剝奪英美勢力在東亞存在的正當性，進而取得「大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

立於不敗之地的蔣中正

正是因為考量到一旦蔣中正停止抵抗，西方列強在亞洲的勢力將被日軍連根拔起，羅斯福總統的政策是「讓中國留在戰爭中」（Keep China in the War），不惜開闢駝峰航線，犧牲美國飛行員的生命也要為國民政府輸血。有了來自羅斯福的鼎力相助，蔣中正得以抗拒日本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和平攻勢，率領國軍堅持在抗日的戰場上。

蔣中正不愧是一位精明的戰略家，他深知日本之所以能成為與美國爭奪霸權地位的強國，來自於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對中國的各種殖民、侵占與剝削。日本不只不會放棄對滿洲國的影響力，更不可能把殖民近半個世紀的台灣歸還給中國。雖然日本不斷以鴉片戰爭的歷史煽動中國人民仇恨英美，但日本卻也沒有在趕走英軍之後，把對香港的管理權交給汪精衛政權。

日本直接在香港建立了軍事統治，赤裸裸的展現出了比英國人還要惡劣的殖民統治心態，讓「大東亞共榮圈」在中國知識份子心目中的正當性全面崩盤。倒是羅斯福總統，不只半強迫性的拉攏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一起放棄了美英在中國的租界和治外法權，而且還同重慶國民政府簽署《平等新約》，於是1943年1月11日就成為了今日台灣司法節的由來。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自污拚蒙萬世羞─汪政權治下的劫後天堂 ｜ 更多文章 ）

汪精衛於1943年11月5日前往東京，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滿洲國總理張景惠、泰國代總理瓦拉旺親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首領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菲律賓第二共和國總統勞雷爾（Jose Paciano Laurel）以及緬甸國總理巴莫（Ba Maw）一起出席大東亞會議。這是自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歷史上第一次純粹由亞洲國家召開的國際會議。

然而除此之外，大東亞會議就不再具備任何意義，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更沒有任何激勵的作用。與會各國通過的過《大東亞共同宣言》，除了重申將東亞各國自「帝國主義」中解放、建設共存共榮秩序、相互尊重自主獨立、反對種族歧視外毫無新意可言。反倒是在11月底舉辦的開羅會議，給中國的地位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更讓蔣中正在這場戰爭中立於絕對的不敗之地。

被美國扶起來的四強

在開羅會議上，蔣中正得到羅斯福的支持，不只確保東北將在日本投降後重新併入中華民國，同時還確保了台灣與澎湖的光復。這是日本永遠不可能開出來給汪精衛的條件，可見沒有侵略中國紀錄的美國，反而能給出更多不屬於自己的利益來攏絡中華民國的領袖留在自己領導的同盟國體系之中，這場戰爭打從一開始就注定將以日本的失敗收場。

日本不可能取消滿洲國的獨立，更不可能把自己的領土台灣主動交還給中華民國，但是日本原本有機會可以將華人占多數的馬來半島移交給南京國民政府來穩住中華民族主義。可偏偏日軍對華人十分防範，不只拒絕了外務省考慮將馬來殖民地交給汪精衛政權的建議，還肆無忌憚的屠殺華人，最終自然是把中華民族主義給全部推到了美國人的手中。

美國能夠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日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戰爭末期的中國人幾乎不分黨派，都選擇了美國而非日本為自己的盟友。中華民國在擊敗日本方面或許功勞不大，卻絕對有苦勞，從而能在美國支持下得到世界四強的地位。至於汪精衛政權，則隨著日本的戰敗全面瓦解。1945年8月15日，蔣中正終於成為了戰勝國中華民國的領袖，全體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可是為什麼這個民族英雄的寶座，只坐了四年不到就丟了？原本回歸一統的中華民國，又再度走上分裂的道路，而且其中一個還改了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什麼國民政府會失敗？除了國民政府接收淪陷區時一系列的失能表現，還有中共利用抗戰的機會藉機發展壯大之外，筆者認為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處取得的一系列勝利也扮演了相當大的角色。

中國的老百姓，尤其是淪陷區的老百姓不見得喜歡日本，甚至可能還極為痛恨日本。然而他們卻沒有辦法忘記，日軍做為一支由與中國人同文同種的黃種人軍隊，曾經在戰場上擊敗英美軍隊的畫面。白種人不可戰勝的神話，因為「大東亞戰爭」的爆發徹底破滅，讓中國人對蔣中正的親美政策產生了厭惡，從而轉化為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將中華民國政府趕來台灣。

究竟「大東亞戰爭」初期的勝利，給中國人在精神上與心理上帶來了哪些影響，讓他們在戰後搖身一變成為共產黨的擁護者？下禮拜就是珍珠港事變爆發80周年的日子，筆者將從日軍進攻上海與北平的美軍角度出發，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請各位讀者敬請期待。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自污拚蒙萬世羞─汪政權治下的劫後天堂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