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目光聚焦蘇格蘭格拉斯哥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之際，中國公布了減排新目標和行動計劃，以及低碳排發展戰略。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第一碳排放大國，中國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方面的承諾和行動是各方關注要點。
10月28日，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正式提交《中國落實國家自主貢獻成效和新目標新舉措》和《中國本世紀中葉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第一份文件在2015年國家自定貢獻（NDC）的落實狀況基礎上提出新的NDC目標和實施計劃，闡述中國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基本立場、成就和推動氣候議題國際合作的考慮。第二份文件闡述低排放發展的長期戰略願景、基本方針、戰略重點和政策導向。
不過，面對近年來與西方主要國家關係緊張，氣候領域的合作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展開？美國拜登政府提出的既競爭又合作的對華戰略是否可行？中國政府的承諾和西方的期望之間有多大差距？
總部在倫敦的「中外對話」（China Dialogue）組織創始人和總裁希爾頓（Isabel Hilton）接受BBC中文專訪時談到中國過去二十多年在環境保護和發展模式方面走過的道路，與西方在氣候議題上的主要分歧與合作可能性。
「中外對話」成立於2008年，宗旨是促進中國與世界在生態環境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共同尋找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主要分歧與合作可能
中國三十多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環境資源代價變得觸目驚心，逐漸逼近發展臨界點、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時，氣候變遷日益成為重要國際議題，地球變暖和綠色經濟、可再生能源逐漸成為全球關注話題。
希爾頓說，中國經濟轉型、產業鏈升級的需求為綠色科技和綠色能源發展提供了契機，大力投資開發低碳技術被寫入國家發展戰略，包括交通電氣化、電動車電池技術、可再生能源和核電計劃，以及碳捕獲技術。
「這一切從邊緣話題變成佔據中心舞台的產業戰略，也正是這個時節，中國與全球碳減排的成功真正產生了直接關聯。」
將開發綠色技術成為重要國策，一個不可忽視的動力是中國「希望作為供應商向深受碳困擾的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務」，但這跟中國本身需要盡快減少碳排放是兩個不同的話題，不應該混淆。
那麼，中國和美國在氣候領域目標有多大差別？雙方能夠在氣候領域屏蔽安全、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等對抗因素的干擾展開合作嗎？
希爾頓認為，必須承認各方目標上確實有很多不一致，而且「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
她說：「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種分歧基於一個根深蒂固的看法，即中國是一大威脅，對美國的繁榮甚至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而這種焦慮部分源於中國的產業政策，以及美國和許多發達經濟體日益增強的一種意識，認為中國的產業政策和措施不公平，因為政府補貼壓低價格，從而通過不公平貿易實現壟斷，而這已經成為美國嚴重最大的問題。這是安全議題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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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安全的另一個方面涉及到氣候問題，就必然涉及到技術，很多這方面技術的主要供應商一直是中國，比如太陽能技術。如果想通過貿易政策來表達人權方面的批評態度，那就需要迅速改變原材料來源地，更換供應商」。
希爾頓多年關注中國環境問題和氣候政策。她認為中國目前在氣候議題上的立場、承諾和行動與最開始那種「先污染再治理」的基本態度已有很大差別，而外界現在最關注的主要有兩點：對煤炭的依賴不減、實現減排承諾的時間表。
她說，中國至今仍非常依賴煤炭，煤炭使用量持續上升，這與中國煤炭主導、石油需大量進口的能源結構有關，也有能源供應安全方面的考慮。
調整能源結構的困難在於牽涉到機場機制不合理，供應安全方面的考慮又跟中美關係緊張和對抗有關。
另外，她補充說：「許多人在關注中國是否會接受1.5°C目標；中國對這個數字一直比較牴觸，因為較苛刻」。《巴黎協定》中寫的是「2°C或更少」。
但是，希爾頓說：「我們能夠期望的最好的結果，是採取一種務實的、就事論事的方式，把氣候領域的合作跟其他領域的緊張區分開。」
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地緣政治緊張可能會升級的背景下，西方怎樣才能在氣候議題上與中國保持接觸，同時避免出現更多對抗性的境況？
比如，中國不久前宣佈將停止在「一帶一路」沿線新建煤電廠，還將支持其他新興經濟體開發低碳能源系統。
「當然，這件事美國也感興趣，歐洲也感興趣，」她說。「在我看來，我們顯然應該合作，以確保新興經濟體能夠開發出支持經濟增長所需的能源，但要跳過碳密集增長階段。否則只會給自己找麻煩。」
對氣候變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承受力的未來型城市的設計、興建是中國可以跟西方合作的另一個領域，也可以共同探討「一帶一路」國家新能源發展的方向。
她強調，如果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也持對抗姿態，呈敵對關係，「那麼所有的人都是輸家；沒有合作就不存在取勝之道」。
氣候金融
緩減和適應氣候變遷，包括交通電氣化、碳關稅制度、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算方式、碳排放定價系統，向綠色能源轉型時間表，等等，一切雄心壯志都需要大量資金才可能實現。
發達國家已經承諾到2020年每年籌資1000億美元，但到2021年仍有將近200億美元缺口。氣候金融是COP26的一項重要議程，也將是今後全球氣候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倫敦大學學院可持續金融與基建轉型教授梁希認為，全球碳排放定價體系、碳排放配額和碳交易市場的建立、監管，是中國和西方立場差距較大的一個領域。
「一是碳定價體系發展程度差異，如歐盟和英國主要使用碳市場進行碳減排，美國還沒建成全國碳交易體系，中國則剛剛開始進行全國碳市場的試點。
二是能源、環境與氣候政策設計差異，歐盟以碳市場為核心推動能源體系轉型，中國則通過碳市場在內的多種政策手段促進能源轉型，美國則傾向於使用補貼和排放監管政策；
四是機制間互信和核算體系銜接，這需要各國在巴黎協定的多邊機制下建議碳排放核算有關統一規則並保障充分的透明度，目前離這個目標仍然有一定距離。」
COP26 的四個目標
1. 到21世紀中葉確保全球碳排淨零，保持 1.5 °C 升溫目標仍可企及
實現這個目標需要與會各國更新NDC，即本國自定碳減排貢獻目標，提出更大膽進取的2030年減排目標，與實現本世界中葉淨零排放目標一致的NDC。具體而言，各國需要做到：加快淘汰煤炭、減少森林砍伐、加快向電動汽車轉型、鼓勵可再生能源投資
2. 適應氣候變遷，保護受重大衝擊的社區和自然棲息地
在放眼未來的同時，必須面對現實，面對氣候變遷正在給世界各地帶來的毀滅性衝擊，全球共同努力來幫助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國家能夠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建立防禦、預警系統，以及有彈性的基礎設施和農業，盡可能保護生命、生計和家園。
為了實現前兩個目標，發達國家必須兌現承諾，即到 2020 年每年至少籌集 1000 億美元的氣候資金。這個承諾到2021年10月仍有較大缺口。實現淨零排放需要融資數萬億，需要國際金融機構、共有和私營機構都各盡其能。
對抗氣候變遷是每一個地球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氣候變遷的影響無人倖免逃脫。COP26將爭取最終確定《巴黎規則手冊》，使《巴黎協定》得以生效的具體細則，還要推動政府、企業和民間的合作，加快應對氣候危機的行動。
COP 的歷程
里約公約 - 1992年6月，179個國家代表和世界領袖在里約熱內盧開會商討氣候變遷議題，最後的成果是多項聲明和協議，其中包括《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 (UNFCC)。
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一個水平，以防止對氣候系統造成危險的人為干擾」 。《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締約方承諾定期會面，核查評估並推動氣候目標的實現，締約方會議（COP）定為年度峰會。
巴黎協定 -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舉行的 COP21 上，締約國達成了一項具有約束力的協議，要求所有國家，無論貧富，都必須實現經濟脫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