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我們會相信用新的、好的規則去取代舊的、不好的規則，是因為人類歷經了「啟蒙」產生的文明化結果，例如女性的地位提昇。不過實際上人類社會的運行往往是新的規則出現之後，才有一些理論大師想辦法找出一些能說服人的理由，讓因為新規則受害的人比較容易接受「時代已經變了」的失落。
例如20世紀以來女性的地位提升，其實不是「啟蒙」讓大家相信人類無論性別、性傾向、種族、高矮胖瘦、聰明愚笨……都應該人人平等才是的結果。女性地位的提升，是因為工業革命，讓女人和男人的生產力接近了（假設女生的生產力在農業時代是男生的0.1、工業化時代來到0.8，那她們獲得的資源就會越來越接近男生的0.8），加上兩次世界大戰搞死了一堆臭男人，必須用女人的生產力去補足，女性在社會的生產鏈上地位舉足輕重、收入也增加後，才有實力去爭取法定的權力。
人的權力幅度一直來自於生產力
其實不說工業化之後的時代，中古世紀遊牧民族的女權就比農耕民族的高（農耕、尤其是進步到能運用重犁的定耕是超級體力活，女人在這方面是很難跟男人抗衡的），上古世紀人類還過著採集生活的時候，甚至有些部落是女權至上的母系社會。
不扯上男女的話，農業時代的數學物理天才沒啥用，遊牧民族的馬術天才可以成為英雄甚至稱王稱帝，現代商業社會的馬術天才只能去馬戲團表演。當時代變遷改變了生產模式，對人特長的需求跟著改變，當然也會改變權力結構。
耕種是一種非常吃體力的生產模式。（資料照，美聯社）
人的權力幅度一直來自於生產力，生產力大的人獲得相對高的權力，社會產出才會最大化（當然社會也會給予生產力大的人更多獎勵，鼓勵其他人貢獻更多生產力）。女權提升事實上來自於工業化後生產機械的發達，讓生產者不用再比體能。把女權提升當成某些聰明人提倡某些理念才有所成，根本是搞錯方向。
近年來有一群男人，看到以前的男人可以對女人為所欲為，開始痛恨人類拋棄了女人三從四德的美好傳統，搞到自己活得像女人的狗──甚至想當人家的狗人家還不要，然後就覺得一切都是那些提倡女權的人的錯。這就是完全搞不清楚「時代變了」，這種人通常會覺得如果可以嘴砲嘴贏那些提倡女權的女權大師，就可以恢復過去男尊女卑的美好，結果就變成網路上的仇女份子。
女權和仇女的共利結構
不過女權份子也樂得有這些仇女份子出現，因為仇女理論剛好把女權提升的結果都歸功給他們，在一造努力譴責對方是「元兇」，另一造發現這個指控剛好可以證明自己的「功績」，看似仇深似海的兩邊，其實表演了一場套招比賽，把根本與他們無關的社會變化──女權提升，講得好像真的都是靠他們三言兩語發生的。
當然這種「嘴砲割稻尾」的情況，也不只發生在「女性地位」上，經濟學家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在他的著作《謬誤與真相：保守派經濟學家如何戳破執政者的美好謊言》（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2nd edition ）裡，列舉許多類似的例子，當然其中更多玩收割的，都是政府組織。
（相關報導：
風評：出征張鈞甯，蔡英文管得住綠營網軍？
｜
更多文章
）
美國二戰時的女飛官，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讓各國過度動員，連女性都得上戰場。（取自影片）
其實「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管我們要改善女生、少數民族或其他弱勢的地位，整個社會都要付出足夠的代價，不可能靠大家「集氣發揮善念」，所需的成本和資源就會從天而降。在台灣本土疫情爆發前，少子化是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但少子化問題，其實就是資源不夠卻去硬搞一些「人權政策」造成社會集體反撲的現象。
國民越富裕，出生率越低
很多人在討論少子化的時候，都會抱怨台灣貧窮、對弱勢（這些人講的應該都是指自己）不友善、房價太高、工時太長，讓大家不敢生孩子。不過你如果看各國出生率的數字，就會發現「生活太苦不敢生孩子」這個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話，是和事實違逆的。真相是，文明、富裕的國家，出生率都比較低。例如某些人最愛講「大國崛起」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市場化）成功後，人民變有錢，出生率就開始下降，降到過去大搞一胎化的北京政權現在要想辦法鼓勵大家生育。
中國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讓北京不得不改變政策因應。（資料照，美聯社）
在比較文明的國家，會禁止雇用童工，結果是小孩子沒辦法在社會貢獻自己的生產力。這種國家的小孩子不但沒辦法對家庭貢獻資源、反而還不斷消耗資源。而且這種禁止孩童貢獻生產力的情況還被法律化，失去生產力的結果對小孩極為殘酷，很多孩童因此失去來到這個世界的機會，因為這些「福利」和「保障」超越許多人所能負擔。
這種「沒有足夠資源卻硬要搞的人權政策」，結果是產生了一種以愛為名的「謀殺」，小孩子連想用比較低的保障來到這個世界的機會都沒有，就被不忍心的父母自作主張地放棄了。這種狀況就像是設定最低工資，結果讓一些新產業沒機會發展，然後讓本來有機會靠低薪隨著新產業起飛的人，變成失業一族。
低出生率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
當然，相信政府可以幫你養孩子那種主張，然後跟著在那邊胡扯、認為修幾個法就可以讓自己輕鬆養兒，就是標準的腦熱上當，事實上讓你養不起孩子的，正是這些法律和意識型態。再度用一次這句話：「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實行任何福利或保護政策，都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當我們的政府用法律架構出一些保護政策，卻沒提出相對應的預算資源，很明顯買單的任務就落到你身上。
但我們都知道，這條路是沒有回頭路的，我們不可能為了拉升出生率，廢除掉文明社會保護兒童的各種法律，更不可能故意把經濟搞垮，想藉此讓民眾回到「多生小孩當抽福袋拚脫貧」的日子。但是人類的育嬰期本來就比其他動物長得多，現在文明社會將這個時間不斷拉長，一定會有負擔不起的人，嘴砲什麼公平正義「基本」人權，但事實上這些都是要花費大量資源的奢侈品。
台灣少子化現象已影響國防，總統蔡英文（前左）在前國防部長嚴德發（前右）在職時，就設法改革軍政提前因應。（郭晉瑋攝）
這就是為什麼越文明富裕的國家出生率通常較低的主因。一個國家總有些人比較窮，這些人喊養不起孩子所以不生也不是說謊，事實上是國家的法律墊高了生養孩子的成本讓他們養不起。
人類覺得自己靠自己想出來的法律來搞定某些東西，最後一定有人因此受害，因為人類並非全知全能，怎麼可能創造出盡善盡美的規則。像女權那種實況（女性地位已經提升）跑在理論前面的，頂多就是讓某些人（和他的親朋好友徒子徒孫）自我造神自爽一番而已。但少子化的例子卻告訴我們，很多號稱要保護弱勢的「良善法律」，最後因此受傷最重的，常常就是這些弱勢。
反向歧視一樣會造成低效率
其實像是女權，如果走到太遠的地方，例如用法律強制分配工作機會的名額，整體社會運作的效率還是會降低。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發展出了一套歧視經濟學，指出「自由市場競爭可讓有歧視傾向的雇主遭受經濟損失（例如因歧視非裔美國人、而不聘用麥可．喬丹的NBA球隊鐵定損失慘重），而停止歧視行為」。而強制分配工作機會其實就是一種反向歧視，讓企業主為了滿足法律條件，沒辦法雇用「最好的員工」。
當然，在我們社會夠富裕的時候，花錢吃一些優雅的「午餐」，讓大家感受自己出入上流社會有面子也沒什麼不好。（尤其是可以讓一些老愛提外國怎樣怎樣好的人少點聒噪，我是覺得奇怪，這些人口口聲聲錢不重要，提出來的「榜樣」國家卻一個比一個還有錢，他們是真的不曉得他們講的「有品」必須靠錢去支撐嗎？）只是花不起──例如前面提到所得太低應付不了法律門檻選擇不生的人，就得為這些人的優雅和面子付出代價了。
最後要奉勸一些亂搞什麼反女權的仇女份子，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請努力提升自己的生產力，人類社會企圖開歷史倒車的行為最後都是慘敗收場，更別說想光靠嘴砲就要開歷史倒車回到「美好過去」了。這不但達不成你要的目的，還等於白白奉送彈藥給你們討厭的女權份子──除非本來就是想一起打套招比賽放水球，那當我沒說。
（相關報導：
風評：出征張鈞甯，蔡英文管得住綠營網軍？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