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例一休爭議，到閣揆賴清德因此要全面翻修《勞基法》，引起更大的爭議，其中有很多值得商榷與細究之處，我一直想要說點話，卻由於爭議正在進行中，動輒得咎，所以沒有及時發表。現在雖然爭議尚未落幕，不過我想就事論事，彼此溝通討論的互信還是有的。況且，我雖然是民進黨員，但從未在府院任職，也未曾擔任過任何公職，就連在黨部工作，也僅限於之前在地方黨部上班而已，我沒有任何代表性，只是個人淺見，提出和運動中的朋友討論。
我一直認為，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是勞工運動在《勞基法》修法抗爭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戰略目標，凡是與此目標相左的戰術，都應該要審慎考量，非不得已，絕不使用；反之，有利於此目標的戰術，即便需要付出代價，也應予以肯定。有人說，要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就是要「蹲點」做組織工作，我認為「蹲點」固然必要且重要，但不是全部，還有很多結構性的因素，首先就是勞工運動慣性的順法抗爭。
官民對立架構下的順法抗爭
眾所周知，我國1984年實施的《勞基法》，從第一刻起就是「超現實」的。當時台灣藉由對外出口擴張，尤其對美國的鉅額貿易順差，創造了亮麗的「經濟奇蹟」，但相對的，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急速惡化，失業率高漲且薪資停滯。因此，美國的勞工運動和工會認為，開發中國家（如：台灣）對勞動條件、環境保護的要求較低，所以才能生產出成本較低的產品，對美國企業形成「不公平競爭」，於是要求美國政府以貿易法301條款、加勒比海盆地經濟復興法等貿易法案中的勞動權益條款，迫使貿易對手國實施較好的勞工權益保障法規。
制訂這部「超現實」的《勞基法》，主要是為了讓產品能繼續出口到美國，雇主和勞工都沒有認真對待，直到1980年代後期的年終獎金爭議潮，伴隨追討加班費及積欠工資的訴求和行動，才開始有依據《勞基法》而來的勞工運動，也一直延續至今，形成順法抗爭的慣性。
順法抗爭有兩個面向：一是「引用法有明訂的條目去爭取權益」（也就是「要求落實《勞基法》」）；二是「以法律所允許的途徑去選擇抗爭方式」。且不論順法抗爭的侷限性——因為到目前為止，要求落實《勞基法》尚不可得，遑論超越《勞基法》的鬥爭——僅看順法抗爭究竟是有利於上述戰略目標？還是不利？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因為順法抗爭的社會形構想像，是一種「官民對立」的架構，所以抗爭的對象多是政府機關，運動者與勞工往往期待公權力的介入，來使法律的規範得以伸張、自己的權益得以回復。總統蔡英文曾在出訪的專機上與媒體談話，說：「你們不要跟我說，要跟你們老闆說嘛，台灣就是這樣，都跟政府抗議，政府公親變事主，你們要自立自強啊。」這段話後來被很多人批評，包括勞工運動者說她是在推卸政府的責任。問題是，她說的是事實，是有利於勞工戰略目標的事實啊！ （相關報導： 王瀚興觀點：獨夫到特權？律師豈為新聖職？ ｜ 更多文章 ）
回顧台灣1990年代的民間社會論戰，左翼的勞工運動者不就是要打破「官民對立」的民間社會論，指出均質、和諧、利益一致的民間社會根本不存在，社會的主要矛盾恰好就是存在於「民間社會」之中而非之外。當時左翼的任務就是要讓勞工正確的認識階級矛盾，看清「民間社會」就是階級鬥爭的所在，即便國家當然有（如布迪厄所說的）左手和右手，但是就「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這個戰略目標來說，國家確實不應該介入太多，公親變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