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快樂學堂人民連線10日晚間，在台北市歸綏公園舉辦「賺吃女人的兒女們」座談會，邀3位性工作者子女現身敘說母親的故事，以及他們逐步理解、靠近母親的生命，甚至是修補彼此關係的歷程。這場在昏黃燈光下進行約4小時的分享會，有100多人報名參加，不分男女老少的專注面孔填滿整個公園。主持人、輔大心理系教授夏林清表示，不管在校內外、家內外，社會常常不給人機會，用一種更開放、多元的視角，移到不同的成年人的背後去看，到底他發生了什麼？
上百位民眾參與「賺吃女人的兒女們」座談會，傾聽性工作者子女敘說母親的故事。（宋小海攝）
輔大心理所學生王曉音的母親，與最近病逝的前公娼麗君有著類似背景，都是離婚的單親媽媽，一手帶大幾個小孩。她們3人之間隱隱連結，卻又跨越3個世代，王曉音說，她看著麗君的故事時心想，「麗君阿姨70幾歲，我媽50幾歲，我又再小20歲，所以麗君的狀況是40年前的單親媽媽，沒有教育背景，不靠男人，到底要怎麼在台灣這個社會工作？」
王曉音語帶哽咽，「這對我來說一直很難想像，因為我就是拿著我媽堆出來的錢、堆出來的教育和讀書空間，取到一個好的學歷，我到哪裡求職都可以比別人順利。但我以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認為這都是我掙來的啊！我那麼努力念書，苦讀寒窗十年，換得這個是我應得的……我現在才看到，那個是我媽以一個單親媽媽的身分，在工作上那麼努力奮鬥，甚至進入酒店，才堆出來的空間和金錢來培育我這個女兒，讓我現在覺得賺錢可以很輕鬆。」
狹義來說，王曉音的母親不是性工作者，而是在酒店工作，但這個標籤仍帶有污名和社會壓力，封閉這個家庭與外界的交流。「小學5年級，我媽有次帶我去她的工作場所，可能只是拿個東西，她以為小孩子不懂，但小孩子其實什麼都懂，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我媽在所謂的舞廳、酒店賺錢，回學校之後就跑到操場畫圈圈說『我心裡有一個秘密』，進了中學，有一個老師很欣賞我、喜歡我，走在路上聊天的時候，我心裡也一直偷偷說『老師，我心裡有一個秘密』，但無法說出口。」
更多更多的標籤與汙名，還封閉家庭內部的交流，王曉音回憶說，「小時候我父母離婚，我媽沒有跟我說，是我在一個錢櫃裡看到他們的離婚證明書，才知道『喔！原來我爸媽離婚了』。那時候電視很流行美國影集，都是那種小家庭坐在餐桌邊開心聊天的場景，也有離婚橋段，他們會說今天媽媽要跟爸爸離婚了，你想要跟誰？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爸爸媽媽的錯。看著這一幕我就在想，為什麼我媽媽都沒有這樣跟我說？為什麼我跟我媽之間，沒有這樣一個溝通過程，就一聲不響把我丟在外婆家？然後她就那樣，自己外出求生、工作、賺錢……我那時候是不理解的，甚至是怨恨的。」
於是，小學6年級的王曉音心中壓著許多秘密、疙瘩，也做出一個她後來花費許多年才明白自己的舉動：主動向媽媽爭取進台南一所私立天主教女校。「那時候我身上壓著3層，一個是我看到我媽媽的辛苦，一個是我覺得我也很苦，但我不知道我在苦什麼？因為賺錢的是我媽、勞動的是我媽、要負擔這個家的是我媽，我無負擔，輕輕鬆鬆在學校念書，我說不出那個苦是什麼。然後一個是，我要拿我媽在酒店賺的錢，去念一個貴鬆鬆的貴族學校，還住在學校。」
愧疚感揮之不去，王曉音說，「我一直無法理解我為什麼做那個決定？但我又很享受著『我就是靠著念書趕快翻身』，想考上好大學，覺得這樣就是拯救我媽，拯救我們家脫離貧窮……」
如願上了第一志願台灣大學以後，王曉音跑到手語社學手語，去話劇社學戲劇和表達，也想上卡內基課程學溝通，「我覺得我一定是溝通能力有問題，無法跟人家相處，一直悶著無法表達自我，也無法跟我媽溝通。如果我學好了溝通技術，或許我跟我媽的關係以及跟別人的關係，就不會那麼卡。但後來知道不是。要學的不是溝通技巧，問題出在社會距離！」
王曉音在讀研究所的過程中，重新梳理自身的生命經驗，終於看懂了小六的自己，「性道德汙名和貧窮汙名壓在我跟我媽之間，我跟他人之間，製造了那個距離，我們身上都承受著那個社會汙名在看我們自己。我的國小、國中、高中，幾乎沒有一個同學知道我單親，更不用說知道我媽在做什麼。從小到大，媽媽的職業欄我都填理髮師，我可以接受這個，相信著我媽是理髮師，用這個跟別人說。」
「我現在回想小六那時，即使知道我媽必須在酒店工作賺錢，我也要進私立女校的決定，我覺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漂白的工作──進入私立女校來漂白我身上的性道德汙名──即使那時無法言說，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我同時也在漂白貧窮汙名，在學校裡面，大家好像沒有階級一樣，輕輕鬆鬆、快快樂樂過一段年少，很多東西卻是被壓著，不能講，也不會講的。」
王曉音也慢慢走過心的距離，母女無形地「重聚」了，「第一次我覺得貼近我媽，是在華光反迫遷抗爭的時候，有次到了法務部，無預警被警察往前抬，只是往前抬1公尺，那一刻我卻突然發作。我狂哭，我狂捶包包，我覺得我怎麼可以得到這樣的對待，我從來沒有這樣被對待過！那種我再也無法控制身體的去向，被決定、被踐踏的感覺，它就那樣活生生地發生了，而且是一種體制的象徵壓在身上。可是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那一刻我突然覺得我跟我媽好近、好近、好近……」
王曉音說，「因為我媽就是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傳統家庭長大，考上台南女中也必須被拉回家工作，20歲不到就被嫁出門，21歲就生了我，那種無法決定自己生命走向的經驗，相較於我這種30幾歲活在現代，強調現代新女性、女性也要受好的教育、有女性高階主管的世界，我的理智很難理解她，可是當國家暴力就那樣壓過來的一刻，當我再也受不到學歷的保護時，我終於知道了，被這個社會踐踏，被這個國家踐踏，就是這個感覺。」
另一位分享者、目前是高中老師的蓮花（化名），爸爸當了將近40年的伐木工人，媽媽曾在酒家工作，那樣的性道德汙名印記是2人之間的秘密，又和爸爸自認「沒路用」的貧窮污名結合在一起，讓婚姻長期處於張力之下，蓮花31歲擔任高中教師的某一天，70歲的爸爸殺死了有外遇、一直想要離婚的媽媽。
蓮花憶起當時的震驚，忍不住哭著說很難接受，也根本找不到方法去「認識」爸爸，「我在想你若不是喪心病狂，你怎麼可能做這樣的事？我就一定不會！可是走10年下來，我要講，我如果被推上我爸的位置，我大概沒有辦法撐那麼久，我可能更早就自殺了，我覺得那個壓迫的力道是強到，你大概只有死能解決那種痛苦，整個所謂的社會壓迫，有貧窮，有性道德汙名和階級壓迫一層一層過來，那不是個人可以解決或個人的問題，我爸其實撐下來了，但我不覺得我會做出跟我爸不一樣的事情。」
蓮花說，媽媽是個很「敢」的女人，無論是一肩扛起娘家的需要，到酒家賺錢貼補，或是後來開始追求一段有愛情的關係，「我媽有那個『敢』，無論壓迫過來的是什麼，她就是要做她要的東西，但我爸用種種力道想把她留下來……」蓮花曾在《家裡不能說的秘密》書中自述，爸爸一生經歷過的家庭都是「有頭無尾」，他想好好餵養親密關係與家庭，卻被貧窮壓得扁扁的，只好不斷默默吞忍，把「性」給讓渡出去，沒想到遲暮之年仍面對媽媽的「想要離開」，這對他來說幾乎是致命的要求。
蓮花嘆氣說，當孩子的時候總覺得，「你們就給我一個爸爸，給我一個媽媽，就給我一個完整的家庭」，很不能諒解父母之間的困境，「但如果他們現在都在，我會跟他們講，我對他們最多最多的是『不捨』，捨不得的很大一個原因是，我真的沒辦法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透過任何管道去理解他們。我覺得父母都是這樣，再怎麼苦，苦都我吞，孩子你去翻身，你去變成坐辦公桌的，你去變成中產階級。之前的苦都過了，不要再談了。」
蓮花常想，這有沒有可能是一個讓小孩能理解父母的世界，理解父母真實的社會處境，「為什麼要重述我的故事？為什麼麗君阿姨要出來講她的故事？為什麼秀蘭阿姨要導覽文萌樓？我覺得那非常的重要，是一個可能性，告訴大家我們生活的世界根本不是書上寫的那樣！書上寫的是平行世界，生活才是非常真實的，像文萌樓這樣的世界才是真實的，而這些人的努力，我們這些媽媽們的努力，或是來這些媽媽這邊尋求安慰的底層男性，也有他們的痛苦和需求，為什麼都要在那個中產階級、白白淨淨的世界裡通通被抹掉，不能存在？並不是每個人都活在那個真空，無菌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