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一新組合之所以能夠成功成就或有所突破，端賴這一新組合之能夠引申出「創新的生產工具手段」、「創新的方式途徑」、「創新的投入要素組合」、「創新的經濟市場用途」、「創新的使用政策目標」；也就是說，唯有「創新（innovation）」才是促動一個國家社會永續發展無間斷成長，向上升級向前進步的動力引擎。
邁進21世紀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時代，熊彼得創導的創新理論，其範疇內涵又有了極大進展與擴充精進；自上一世紀後半到今天新世紀甫始20年代的創新，已不再侷限於生產製造工具一隅，過去半個多世紀期間，早已將創新的聚焦主軸，不僅限於「機器設備及工具」的硬體事項，真正用以衡量國家的創新能力水準，既往長期所使用一個國家社會的「機械產業或金工產業之層次格局」以表敘或評量國家實力抑或社會先進及高級化程度水準之標尺，實務上已顯然太侷促陳舊。
唯商業化產業化的創新乃具國家進步成長價值
今天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的創新，固已不再侷限於有硬體可徵的要素、工具、裝備的「工程科技創新」（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而是必須要擴大延伸涵括了軟體無形的體制、流程方法、系統整合運用、營運管理、操作調控標準、配置調適方式的「管理科技創新」（manage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為範疇。
在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社會，任何型態之硬的或軟的創新，當然都須具體變成為一種商品、一項服務、一種系統模式、一個營商機構（廠商企業）、一種產業、一個像樣的可交易市場，才能產生足量的經濟吸引力與夠格的經濟市場競爭力，也才能發揮市場經濟社會效益、貢獻及其成長發展所幻化出富強繁榮的動力源；也就是說，無論任何一種創新，都必須要能「商品化」、「商業化」、「市場化」乃至實務「產業化」、「全球化」後，才具有現代市場經濟及國內社會的價值與意義。
近30年台灣越來越不能耐成為孕育創新的沃土
近30年，特別是近6年坐天掌政的蔡英文政府治下，整個國家經濟治理體制猶然竟僵固堅守農業經濟時代及工廠生產經濟管理的政策思維方式；當然，就在這種政經監理機制之下，必然引申出根本扼殺了，原本台灣可以藉由1990年代高競爭力全球化之優勢，順利有效滑行融入21世紀知識經濟社會自由開放競爭力市場時代的任何可能性。
於是乎，相對映照台灣社會現今情境狀況，真是以到了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費迪南・杜拉克名言「不創新即死亡」危機的關鍵時刻（the moment of tr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