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特別是在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全球經濟社會大轉型的最近20年間，國家經濟治理體制仍舊死守早已在新世界格局中殭屍化的幾個理則與機制上：
第一、繼續堅持「唯供給面經濟管理政策」思維與施政作為，政府必然永遠英明超卓，堅決擔當民間部門褓姆，呵護緊抓民間成長發展策略方向。
第二、政府營運組織架構繼續堅持「類項管理（feature management）」組織設計與機制運作，而不是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彈性活力的「功能管理（functional management）」之營運體制，徹底阻絕知識經濟及智慧產業科技之任何創新。
第三、在金融服務體系及財稅課徵減免機制上，仍然唯一認定「硬體實物價值」而根本沒有條規或辦法以認定「軟體虛物價值」；實務上，當然祇重視機器設備、土地建物等實物財產價值，根本鄙棄人本創意創新價值，也就是「實物資本值錢」、「人力資本無價值」。
第四、重農重工輕商輕服務；一切祇有正視舊經濟類項發展貢獻，根本貶抑了商業與服務業在知識經濟及互聯網經濟社會大時代的關鍵性價值與緊要性。
第五、在租稅及行政優惠獎助措施上，向來「祇重事後錦上添花」，「絕對抹煞事前雪中送炭」作為；所以，凡是經營未達5年以上，未能既有一定規模事業體、營運實績良佳且又財務相當健全之創新項目，根本得不到任何官方優惠獎助。
強於創造卻拙於商品化的台灣創新
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在《全球競爭力》評比中，以「創新競爭力」最為秀異，多年來也一直是領袖於全世界各國的競爭力強項；但是，台灣的創新能力，也一直以來都是表現於創造發明能力與科技創新能力，而非是真正具有國際競爭經濟市場價值的「經濟產業創新」、「商品服務創新」與「市場聯網創新」能力。究其最根本原因，無非就是，強力管控監理台灣經濟發展現況與前瞻性未來的政府，並不鼓勵促進也不獎勵協助所致，甚至於究諸實際，「政府」反而才真正是台灣經濟創新的超級絞殺機器。
沉痾的政府機構障礙害死了台灣創新
在台灣，政府絞殺絕大多數經濟社會創新的方式，正是今天國際投資貿易領域所最為疵議與普遍化抗爭的《機構障礙（institutional barriers）》。
是則，由於機構障礙的長期惡劣化存在，以致今天台灣越來越有更趨劣化傾向；以至於在台灣才會不斷發生既有許多秀異傑出的創新能力與能量（世界評比可以證明），卻普遍無法成轉化為商品/服務、商業模式型態，乃至於無法產業化、國際市場化，以形成台灣的經濟吸引力與對外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