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認為：1912 年以來，中華民國即為一主權國家；1949 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成為一主權國家，雙方互不隸屬，但彼此間並非外國關係。」
「在基本定位上，各黨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發展方向有不同意見，而現階段在處理兩岸關係上，多數人認為『準國際關係』較妥」。
協商小組很冷靜地認知到，這樣的表述極具敏感性、爭議性，果然，在向大會報告後即引發相當爭議。
事後回顧，大部分爭議所持的說詞，其實是回到本來的立場，換句話說，是回到協商前的本尊，而不是從溝通理性出發去尋求妥協、共識。比方說，新黨有代表表示不能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成為一主權國家」，亦不能接受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列，說這有「兩個中國」之嫌。又比如說，有國民黨的代表提議把「1949 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成為一主權國家」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亦成為一現實有效統治的政府」，或回到國統會「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的表述方式。而民進黨也有代表不能接受「彼此間並非外國關係」的說法，強調兩者的關係是國際關係。
這些說詞其實都只是回到原來的立場。如果這樣，那這一旨在尋求共識的會議就算失敗了，又回到「盍各言爾志」各說各話了。因此，擔任會議共同主席之一的許信良乃提議， 刪除還不能達成共是的部份，僅就有共識的部份加以表述，結果，這一最關鍵、最敏感的「兩岸定位」問題，最後遂這樣表述：
「自 1912 年起，中華民國即為一主權國家；自 1949 年中共政府建立後， 兩岸即成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但由於兩岸關係錯綜複雜，且各黨對於其未來發展方向仍有不同意見，因此，必須以最大耐心與智慧尋求共識」。
這一表述最後在正式會議中通過，成為 36 條共同意見的第二條。
回顧相關文獻，協商小組最先提出來的建議確實比起現實有些超前，無法為與會者完全接受，但為顧全尋求共識之前提，經各方妥協，回到相對保守，基本上回到國統會「對等政治實體」這一更一般、更模糊的定位表述。但不管怎麼樣，當時各黨都願意在現實基礎上就敏感問題坦承協商，求同存異，尋求共識。這是那次會議最可貴的精神。這精神很清楚貫串在其他敏感性相對比較低的具體問題上，如經貿策略。
國發會的召開，其實是特殊時空下的產物。一方面是整個國家正在經歷從動員戡亂之非常體制，過渡到民主憲政體制之正常體制，在這一正常化的過程中，李登輝以其承續威權體制遺絮，又首次承受全民選舉之付託的特殊歷史地位，針對當前國家社會發展所面臨長久有分歧的重大問題，召開具政治協商性質之會議，其本身就深具歷史意義。另一方面，正因這段歷程是一個艱辛的正常化歷程，除憲政體制等內部問題，更有如何重新定位兩岸之現實的問題，這就除了尋求內部妥協共識外，更須尋求兩岸間某種相互的妥協、相互的忍讓， 這比起憲政、經濟發展議題，更具敏感性。
國發會後，相關改革工程陸續進行，如精簡行政層級的凍省等，兩岸間也因彼此的互信不足，衍生許多風波，包括「特殊國與國關係」的風波，接著是政黨輪替，風波不斷，兩岸官方往來中斷，反倒胡連會、胡宋會等之類不具官方性質之渠道絡繹於途。在這樣的新時空中，除了兩岸協商解決問題、降低緊張的相關機制不存，連以總統直接選舉為核心之民主轉軌工程中很值得珍惜的經驗，即以協商尋求妥協共識的機制、精神已不復存在，內部如此， 兩岸也大抵如是，因而，各方一再走著前人走過沒走通的路，一而再，一而再。
然而，過去這些年，我們也走過很多走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路。這篇應命而未完的札記只是想幫自己整理、記起曾跟大夥一起走過的路。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作者為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本文為台灣研究基金會舉辦之「總統直選與民主台灣」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初稿，授權轉載。原標題為：〈總統直選制對兩岸關係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