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什麼是「政治實體」，兩份文件都模糊帶過未交代，僅在「進程」的描述中曖昧地提到「制定交流規範、設立中介機構」「對等的官方溝通管道」「兩岸統一協商機構」等具有政權功能的機制，但這些機制的具體定位還是模模糊糊，沒講清楚，不能講清楚，也講不清楚。也許這是現實上無可奈何的辦法。總而言之，這是一份很曖昧模糊的妥協性文件， 仍然以法統之正統自居，欲圖以創造性模糊的戰略定位，片面定位對方，然後透過一些單方構想的路徑圖，即近程（交流互惠階段）- 中程（互信合作階段）- 遠程（協商統一階段）的路徑設計，用時間換取空間，來開展雙方的互動往來。
然而，這種曖昧的模糊策略，並沒有引來共鳴，也沒有解決問題。因為國統會以「國家統一」為名、以追求「中國的統一」為宗旨，新興的民進黨一開始就拒絕背書， 中常會通過決議不參加，原受邀擔任三名副主委之一的黨主席黃信介後來決定不參加，隨後制定的《國統綱領》也被視為是國民黨一黨表達其政治號召、政治策略之文件。這樣一來， 在尋求政治秩序正常化的過程中，這個關鍵性的、戰略性的轉軌問題，就一直陷入內部的紛爭。
至於中共，也許是因為這是單方面設計的路徑圖，也許是基本立場南轅北轍，總的來說，北京並未對這份《綱領》給予善意的評價與回應，除了對《綱領》標舉的「共同重建一 個統一的中國」給予肯定之外，基本上是負面反應的。北京指責台灣仍未放棄反共敵對立場， 說《綱領》「表面上打著國家統一旗幟，實際上是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對等的政治實體」， 說台灣要「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進入國際社會，謀求外交上所謂的『雙重承認』」。他們批評台灣政府仍然未能放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認為「這不是務實明智的選擇， 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本來，在「動員戡亂體制」下，兩岸都把對方視為是「零和」的敵對鬥爭關係，《國統綱領》的主要著眼點，也視其最重要的時代意義，就是要將之轉軌為「非敵對的」「非零和的」關係。而囿於舊體制下的種種情結，如法統，以及外在地緣權力考量之制肘，沒法以務實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因此，只好以模糊的「政治實體」來定位中共政權。然而，在這個關鍵點，北京的反應是強硬的、「零和」的。北京指責《國統綱領》提出「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等主張，實質上是按「兩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的架構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說這是極不現實的，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鄧小平在內部講話甚至強硬地說，「要好好敲打他們，不要夢想『和平反攻大陸』。要抓住要害， 告訴他們『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平演變』、『台獨』等都是行不通的死路一條，只有 走『一國兩制』的路才是光明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