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路的工作裡，文萌樓的公娼白蘭、台中的應召女郎小麗，是影響我最多的人。媒體新聞常把自殺、發瘋歸因成個人，我卻從他們兩個人身上，清楚看到一個政策怎樣折磨人，折磨到幾乎死掉、幾乎發瘋。
台北市廢娼以後，我陪白蘭開檳榔攤，發現很多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她都覺得困難。像算錢這種簡單算術，給她幾張鈔票，她真的會算錯；我也很難想像，台灣社會居然還有1個人連按計算機都不會？在那個當下，我真正體驗到巨大的階級差異，因為白蘭連受正規教育的機會都無，從小家貧。7歲到處打零工貼補家用，13歲時爸爸需要醫藥費，當時沒有全民健保，只好與娼館老闆借錢，代價是女兒綁約給老闆從事性工作。但老闆如同放高利貸，極盡壓榨白蘭，她超時工作，除了睡覺就是接客，23歲才脫離那個老闆，拿公娼執照到公娼館工作。
但白蘭自己出來開店之後，「生產」的概念完全翻轉，經營運作對她來講加倍困難，有時變成繳房租的日子逼近，她乾脆前幾天卯起來不睡覺連續開店。我那時既心疼又焦慮，也發現原來性工作可以給她的某種安穩生活，真的是其他工作不能給她的。對她來說，從事性工作的價值是至少收入穩定，可以自行量入為出地過日子，她以前每天拿了錢，就到巷口買魚餵流浪貓。
白蘭很愛貓，很喜歡動物，養過30幾種動物，甚至包括果子狸。我後來才理解，她為什麼對動物那麼有情感，當雛妓時日夜身心俱疲，對她來說，大概只有貓讓她有安慰，接觸任何人都很疲憊吧。我們曾想過讓她發揮動物方面的長才，義工帶她去找相關工作，結果卻力不從心。她去過工廠，3天就被辭退；我眼睜睜見證白蘭失業太久，開始酗酒，沒人控制得了，最終昏迷……而她走下坡的整個過程裡，國家社會福利完全幫不上忙，最後這個人只能死掉，雖然我們救回來，她小腦萎縮於2005年癱瘓，無法自己行動，現在安置在照養中心。但白蘭經歷這一切的時候，當時聲稱要為她們生命「開另一扇窗」的社會局長陳菊在哪裡？台北市長陳水扁在哪裡？我那時有很強烈的一種感覺是，我到底要去哪裡找他們算帳？
可是反廢娼運動我們對上的，是當時的政治明星、台北市長陳水扁，整個氛圍一面倒。有次跟著他到市場抗議，有人甚至動手搶海報。北市府隨著抗爭情勢升高，拉高一些補助額度，也不斷營造娼妓懶惰、不轉業的假象，甚至公布財產資訊，說娼妓很有錢，卻沒有公布負債和貸款資訊。何況，這完全本末倒置，國家先拿掉妳的工作，再告訴大家都補助妳了，妳為什麼還不走？市府提供娼妓數十萬的無息創業貸款，看起來很好，但還不就是借錢，借了終歸要還；再說轉業，很多娼妓都已中高齡，學歷只有國小，就業市場歡迎嗎？
另外1位台中的小麗，則被警察釣魚釣到接近發瘋。她2006、2007年遇到的情形，是警察找假嫖客上門，跟她全部都做完之後，假嫖客按一通電話叫警察來。由於法律罰娼不罰嫖，小麗既被白嫖，又為警察做業績。小麗覺得，國家怎麼可以放任這樣的方式來白嫖妓女，甚至根本就是性侵？她若早知，根本不會答應。
小麗被釣魚弄得很疲累，被抓時就打給我們，有次我們用客人名字去查，發現那個人在2個月內，多次以同樣方式害其他小姐被抓，天底下哪有這麼巧的事？我們一面提抗告，一面籌開記者會對外發聲，小麗卻在記者會召開前一天說不能來了，表示公司要求她不能出面開記者會，公司的理由是：開了又怎麼樣？事情短暫披露，警察日後一天到晚來報復。我們那時真的體會到什麼是「很嘔」，感覺到「非法化」是那樣掐著小姐的喉嚨，就連小姐真的被欺負了，也沒有辦法出來說。
那種狀況底下，小麗變得越來越瘋狂，有一陣子我的手機裡全部都是她的求救簡訊。她疑神疑鬼，有次幫客人洗澡，客人手機響，她懷疑是警察打來，就自己披著浴巾離開了，或者在樓下便利商店看到1個人在看漫畫，她就認為是便衣警察。到了最後，我接到的是她瀕臨瘋狂的電話，她開始詛咒反對性工作除罪化的團體被強姦，我聽起來卻是強烈的無力感。我在想，如果這些事情永遠只有我在這裡接妳電話，這個社會的其他人永遠聽不到啊！
所以小麗的事情，反而加強我一種意志，想讓更多人聽到。我不斷鼓勵小麗，告訴她即使很怕曝光或被報復，還是必須做一些小小的、可能的反抗。
小麗逐漸在一些座談會上現身、和我合寫投書，一直到2008年馬英九總統任內開完性交易公民會議、警政署改變績效重點，使台中取締私娼的執法情況稍稍扭轉後，她終於舒緩。只是我在小麗的案例中，很清楚看到外在社會結構跟一個人的精神狀況的連結，也看到政策有多虛假，大家都知道台中市很盛行所謂的「八大行業」，放任酒店營業，卻掃蕩應召小姐。但像這類國家對於性工作者的暴力，平常很難浮在檯面上，媒體也不太可能拍攝到小姐們怎樣被騙、怎樣被整，但另1名文萌樓公娼官秀琴、「官姐」的死，一定程度讓社會大眾意識到，性工作者過著半地底下的生活、過著痛苦的勞動。
官姐從1997年開始的反廢娼運動裡，一直是最衝、最敢，臉孔完全曝光站在第一線的。廢娼後，官姐和3、4個小姐合開私娼館，2006年卻遇上行政院長蘇貞昌揚言拚治安績效，否則半年內下台。蘇貞昌當時的33個重點工作包括取締色情，可是官姐當時負債，經濟壓力大到她不可能歇業半年避風頭，她甚至來日日春借錢週轉。我們很驚訝。錢當然願意借，但這實在不像官姐的作風，想不到正在釐清官姐的狀況時，過了2天，她就回東北角的老家附近跳海自殺。
這在當時是一個大新聞，因為官姐在媒體上的印象還很鮮明，不少媒體也敬佩她，輿論風向也同情她，我們更花了很大力氣去找蘇貞昌和台北市長馬英九算帳。那時我真覺得，官姐的死如泰山之重，連一些過去不太表態的學者與社會團體都開始動了，開始思考「如果早一點推性工作除罪化，官姐是不是就不會死？」我認為官姐的死，也帶動了2009年的大法官釋憲。
我想，其實很多人現在都認可這是一種工作，但不是一個平常的工作，思考性工作除罪化議題，有時更牽涉怎麼看待自己和性交易的利益關係。我們聽過一些太太擔心，若性產業開在她家隔壁，先生是不是就很容易跑去？還有人說，不知道要怎麼教小孩？背後思維隱含「這種行業不需要付出太多勞力、好逸惡勞、愛慕虛榮」等印象，怕小孩朝這種「志向」看齊，於是也出現一種論調說，真的要做性產業，就劃1個專區或去人煙稀少的地方，例如山上。可是，日常生活中的性產業，尤其都會區，就已經在大街小巷裡了啊！按摩店、旅館、三溫暖都有，大家心知肚明，整個社會的意識，卻還沒走到把它「平常化」。
投入1997年9月開始的公娼抗爭，對我也是很大的衝擊。那時我20歲，念台大哲學系，是個中產階級的公教家庭小孩，有點不食人間煙火，但台大勞工社5月邀請女工團結生產線的王芳萍來講課，我聽到她講《中國時報》工會的經歷時覺得有趣，暑假便在女線當義工。機緣巧合之下，銜接到公娼抗爭。
當時，社會上根本還沒有「性工作」這個詞和概念，是公娼抗爭才打出來的。在那之前，我所受的女性主義教育，黃淑玲、劉毓秀等學者告訴我們的，也是「性是不可以買賣的」，直到那時我才開始反省，為什麼我們那麼快就接受「性不可以買賣」這個概念？是不是跟出身背景有關、跟階級有關？對於大學生而言，發展情慾處處是機會，不太需要性消費，像我聽過1個公車司機說，他1天上班15、16個小時，離婚並非他不會經營感情，而他需要「性」的時候，買春又有什麼不對？
對於學術上主張「性不能買賣」，我也認為這種論理太把「性工作」特殊化。同樣是勞力工作，性工作的勞力為何不成立？我不會過度美化性產業，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服務業一樣，重點是讓消費者、讓客人爽，不是自己爽。但細緻來談，娼嫖關係不是傳統的女性主義者想的那麼簡化，作用權力關係有很多因素，並非客人一定是強勢的、小姐一定是受害的，雙方有彼此的條件。我聽過菜鳥客人遇上年輕貌美的小姐，小姐條件好，不怕沒生意，對客人很兇的個案。而如果小姐在整個大環境裡是弱勢，建立制度、改善工作者的勞動處境才是治本，目前性工作者當然還是女多男少，但對我來說，「性」的污名壓迫女人，就更應該打破污名，讓女性有需求的時候也可以消費。
在公娼阿姨們的世界裡，我理解到婚姻、家庭及傳統的單一伴侶關係不是人生的全部，也看見本來想不太到的。婚姻、感情樣態的多元與變遷，不一定像童話故事那麼簡單美好，娼館正是戳破這一切的地方，我開始面對感情的實相。一方面那個年紀，也是我個人對性、身體展開探索的時期，逐漸理解到性與愛不一定重疊，使我反思「性道德」這種東西；反廢娼運動一路走來，我從這個運動裡得到很多養分，深刻影響我生命裡核心的部分，影響我和家人、情人的關係。你問我有沒有想放棄的時刻？每當我看到自己的無能和挫折，就覺得搞運動的確需要「強壯」，但這是一體兩面的東西，我在這裡受到的滋養，也不是其他工作能夠給予，我無法輕言離開。
在公娼阿姨們的世界裡，鍾君竺理解到婚姻、家庭及傳統的單一伴侶關係不是人生的全部，也看見本來想不太到的。（葉信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