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作為四大行之一的中行曝出洗錢事件。雖然中行隨後做出了回應，稱“優匯通”是一個報備的金融創新產品，但“優匯通”究竟是金融創新還是漏洞？
照我看來，說中行洗黑錢可能重了，但說到違規，那是肯定的。這又引出了另外的一層顧慮。
截至2012年，在資本賬戶開放所涉及的7類11大項40個子項中，中國不可兌換的項目僅為4項，佔比10%，主要是非居民參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市場以及買賣衍生工具。部分可兌換的項目為22項，佔比55%，主要集中在債券市場交易、股票市場交易、房地產交易和個人資本交易四大類。基本可兌換的項目為14項，主要集中在信貸工具交易、直接投資、直接投資清盤等方面。完全可兌換的項目為0項。
這個意思就是說，儘管人民幣國際化、金融業務國際化已成趨勢，但在類似優匯通的問題上，政策仍然沒有放開手腳，人民幣資本的管製程度仍然相當高。
在外媒的一片讚揚聲中，我們應冷靜地看到，儘管掛著第七大結算貨幣的名號，人民幣佔全球支付清算的份額僅為1.4%，而美元為42.5%。鑑於許多交易只是在中資企業及其香港子公司之間進行，人民幣距貿易結算貨幣實際上應該擁有的國際地位簡直是相去甚遠——僅僅是花瓶而已。
個中原因非常簡單，國際化貨幣依賴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貿易逆差，長期處於順差狀態的中國，其出口就是回收貨幣，這讓想要持有人民幣的其他主權國家無所適從。
這正是國際貨幣領域一個很難越過的難題：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需要滿足一個最基本條件——發行該貨幣的經濟體必須長期處於貿易逆差地位，如此該貨幣才能源源不斷向國際間注入流動性，被國際資本和政府所持有。但另一方面，要維持全球對該儲備貨幣的信心，又要求貨幣發行國要能持續錄得經常賬盈餘。
對一國的國際收支而言，兩者不太可能同時發生，故稱之為難題。這個難題在國際上有個說法，叫特里芬難題。
所以，人民幣國際化，逆差可是一個前提。但在當前中國大幅貿易順差的情況下，人民幣又順差又升值還想當國際儲備貨幣，顯然沒人會真正跟你玩。莫非這麼多年談的人民幣國際化只是虛張聲勢？
看來國際儲備貨幣，享受其獨有的權利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既然如此，當年的美國是怎麼把自己的美元整成國際貨幣的？
世界各國發行的貨幣五花八門，能在這種國際金融的混戰中脫穎而出、登上國際金融霸主地位的強悍貨幣，必有一番不同尋常的經歷。美元國際化進程中，有三個重要的國際事件，對美元“出海”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第一個事件，1944年7月，“布雷頓森林協定”確定，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包含兩個基本要素：一個是美元與黃金的自由兌換；另一個是美元與其他貨幣的固定匯率制。這就意味著，美元成了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可以替代黃金作為國際支付手段，從而確立了美元在戰後資本主義世界金融領域的中心地位。這是第一個重要的國際事件。
第二個事件，“馬歇爾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經濟瀕於崩潰，糧食和燃料等物資極度匱乏，而其需要的進口量遠遠超過支付能力。為此，美國對歐洲撥款共達130多億美元，大多數都是贈款。這在當時是超大數目。這個計劃的本質是美國將大量美元撒向了歐洲。這樣一來，歐洲在不需輸出商品的情況下，無償地獲得美元的使用權。
第三個事件，WTO協議的出現。1947年10月30日，美、英、法等23個國家在日內瓦簽署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逐步削減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取消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待遇。戰後貿易大增，對美元謀取全球貨幣霸權地位起了巨大的作用。
總歸，美元國際化的三部曲可以歸納如下：第一步，“布雷頓森林協定”——各國央行訂立“君子協定”，達成共識；第二步，“馬歇爾計劃”——美國慷慨輸出貨幣；第三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消除貿易壁壘，為美元擴張提供便利。
美元的這三部曲巧妙地避開了特里芬所提的國際貨幣的本身缺陷。
我們能看到，在布雷頓森林體係時期，美國其實一直是經常賬戶盈餘的。即使盈餘的規模不大，比如頂多也就是GDP的2%以內，但由此可以看出，輸出美元，並不是本身就需要貿易逆差的。美國把美元推向全球的主要渠道是對外援助和軍費開支以及其它的資本輸出方式，在此情況下，美國居然可以保持順差。
特里芬難題，或許很有預見性，作為國際貨幣，確實是有矛盾性，那難道就完全無法調和？也不是。如果已經提前確定了國際貨幣，然後那個國際貨幣通過對外援助或資本輸出的方式，實現貨幣的輸出，而不僅僅需要通過逆差來實現，這樣的話，特里芬困境還是有解決方法的。正像美國一樣。
實特里芬難題當初出來的時候，是有特定針對對象的，那就是當時以美元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這個固定匯率體系下，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是有美國政府承諾以35美元一盎司的價格隨時把美元兌換成黃金來背書的。美國的確通過馬歇爾計劃，國防開支以及購買外國貨物等向全球大量輸出美元，保證了體系內足夠的美元流動性。此時，特里芬已經預料到了一個瓶頸的出現：從1959年起，流通的美元已經超過了支持它的黃金的數量。這導致了黃金的市場價格超過了40美元每盎司的價格，超過了美國35美元的承諾。美國此時要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話，那隻能通過削減自己國內的赤字開支等來提振美元。而這樣的話，勢必會影響到美國的國內經濟，而擴張中的美國經濟不允許這樣做。
這才是特里芬難題的本質。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在其後的自由浮動匯率體系裡，特里芬難題對美元而言還存不存在？
我們來看看一個數據，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浮動匯率時代，美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比重。這個數字非常有意思，1970年代中期，也就是剛進入浮動匯率時代的時候，是75%上下。然後在80年代大跌，一直到了80年代末只有50%的地步。但是90年代的時候，又重新突然大漲，一度回到70%以上。2000年後，又開始下降了，後來到了60%左右。
這個數據為什麼會這樣變化？1980年代的大跌，對應著日元和德國馬克牛起來，美元受到了挑戰。那美元為什麼受到了挑戰？還是與美國在當時貿易經常賬戶惡化有關。但奇怪的是，1990年代，美國也是經常賬戶一直惡化，處於不斷逆差狀態的。但90年代是美國經濟公認的黃金期。我們認為跟這個數據有高度關聯的美元指數其實也是跟這個數據完全斷節。
很顯然，在浮動匯率時代，一個國家貨幣的國際化程度，是各種因素共同影響下的結果。至於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世界升級了，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循環：美國作為頭號世界貨幣的發行國，有義務維持世界貿易的貨幣需求，有必要源源不斷地保證美鈔在世界市場上的供給。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餘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而今大部分國家又用這些美元外儲購買美國國債、股票等，使這些美鈔回流美國。這就是美國持續擴大的對外負債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美國的貿易逆差、資本項目順差的真實寫照。
所以照這樣推演，想當國際貨幣，其實依然面臨著困境，只是這個困境相對特里芬的初級形式來說已經升級了：美元越壟斷越國際化，各國持有的美元越多——意味美國的對外負債和赤字越多；美國經濟越不被看好，美元幣值越來越弱——導致持有的美元資產或美元債權越不值錢，貶值。
這正是浮動匯率下，國際化貨幣的困境。怎麼辦呢？解決這個困境，必須得是貨幣多元化或者乾脆弄一個超主權貨幣出來。只有美元單獨作為國際貨幣是實施不下去的。
這種結論對我們的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是有很大的啟示的。
第一步：即使中國在經常賬上保持順差，也仍然可以實現人民幣的走出去，因為當前中國外貿順差主要是從美、歐獲得，但別忘了，對亞洲區的貿易，中國是呈逆差的。由於當前全球商品貿易市場是買方市場，中國在與亞洲區貿易當中有較高的主動權，我們可以通過要求以人民幣支付從亞洲區進口，先把人民幣推向亞洲區域內，這一步正在做著。
第二步：就算接下來要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了，中國也未必需要在經常賬上由盈轉虧，中國繼續順差也是可實現的。人民幣完全可以參考美元當初國際化的做法，以對外援助和對外投資等的方式達成。此時，特里芬困境在我們人民幣身上不明顯，反而要擔心的是我們巨額外儲的貶值問題。
第三步：再往遠了看，人民幣越國際化，那個難題的升級模式就越來越會在人民幣上體現。到那時候，也許我們很爽，人民幣成了國際貨幣，但我們也變成要承擔巨大的責任：跨境結算資金必須要能隨意流動，人民幣偶爾升值的同時也得經常性地貶貶值。
跨境結算、開放資本賬戶。然而，就目前而言，謹慎的情緒仍然是佔據了上風——中行的“優匯通”事件本身可以成為這一論點的絕妙佐證。對於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來說，呈梯度的逐級進行是最合適不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