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又天專欄:眾說紛紜爭歷史,「漢留」台灣鄭成功

2017-08-20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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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審視鄭家和台灣的關係,考察我們許多文化與習俗的源流,便是一個很能幫助我們貫通知識與修養,更沉穩地理解歷史的課題。」圖為赤崁樓內,荷蘭人向鄭成功投降的塑像。(取自維基百科)

「重新審視鄭家和台灣的關係,考察我們許多文化與習俗的源流,便是一個很能幫助我們貫通知識與修養,更沉穩地理解歷史的課題。」圖為赤崁樓內,荷蘭人向鄭成功投降的塑像。(取自維基百科)

第一節 鄭成功與鄭氏集團是些什麼人

父親歸順滿清,他卻率軍抵抗清廷十餘年;家鄉失陷,母親被污辱而自殺,他在內外交困中負隅頑抗,又轉進台灣趕走荷蘭人,為朱明以及漢族打下了一塊延續希望之地,而在三十九歲的英年猝逝。他的本名是鄭森,受賜明朝國姓朱,賜名成功,當時人稱「國姓爺」,後世又有了「開臺聖王」、「民族英雄」等等稱號,被拱上神壇,接受祀奉。然而,在盛名底下,鄭成功與他的集團,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一般的記載都說鄭家是海盜出身,然而他們並不是藐視禮法的亡命之徒。在做海盜之前,他們也只是福建沿海一帶無以謀生的農民、漁民,經由各種宗族、同鄉的渠道才入行的,其思想與道德觀念,和普通百姓並無根本差異;那時候的海盜,也不只是殺人越貨,而是商盜一體,做各種貿易,強大以後再做到壟斷商路。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當年做到了有三萬多名手下、一千多艘船,大到了官軍惹不起,於是談成了招安,得到了一個「海防游擊」的職位,不算大官,但收拾起競爭對手、打通各地關節已夠名正言順。

鄭芝龍打敗了包括荷蘭人在內的其他海盜,在1635年統一了東南海疆,所有船隻都要向鄭家交保護費,鄭家只要在官面上敷衍一下,就能安心做他的海上霸王,早已腐敗又深陷內憂外患的明朝官場,也沒人有能力去動他。

荷蘭人眼中的鄭芝龍(圖中穿綠衣者)。(取自維基百科)
荷蘭人眼中的鄭芝龍(圖中穿綠衣者)。(取自維基百科)

鄭芝龍和他的親族、部下,大都是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而在血腥的搏殺與背叛中勝出的;好不容易活下來了,自然會希望後代生活能穩定一點,讀書讀好一點。鄭成功就讀得不錯,考上了秀才,又進了南京國子監拜入名師門下──這也可能和他不愉快的童年有關:他七歲以後才和母親被接回中國,一開始在大家庭中人生地不熟,常被各房兄弟欺負排擠,他便只有用功讀書,自我砥礪,以求父親和眾人的肯定,也養成了堅毅以至有些剛愎的性格。

1644年,闖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自殺,隨後清兵又入關,天下大亂,鄭家和無數人的生涯規畫也不得不亂了。逢此巨變,南方的皇族、士大夫與軍人卻沒有及時團結起來,而是在擁立新君與人事問題上爭相黨同伐異,無人能建起眾望所歸的威信,只能坐視清軍步步侵略。鄭家在其中也是自身利益優先的一大地方勢力,鄭芝龍原本沒想真心抗清,南明小朝廷的亂象更讓他不想效忠,於是便被利誘去了北京,想讓鄭家歸順而在新朝繼續榮華富貴。

讀過聖賢書的鄭成功毅然反對,強行接管了鄭家勢力,堅持繼續抵抗清軍,儼然是一個大義滅親、文武雙全的理想形象,從而得到了許多名譽與士人歸附;擁有海權的鄭軍也比其他軍隊更靈活富裕,能裝備得起重甲和火槍大炮。然而,南明朝中大多數人仍在爭權奪利鬧個不休,在這種君主不濟事,大臣還互相扯後腿的情況下,鄭成功身為一個藩鎮的負責人,性格也不得不由剛毅而發展到多疑寡信,遇事必先為自己的集團打算,保持「東南之事我為政」、我的地盤我作主這個前提,才好來繼續效忠。然而,這在中央集權的政治傳統看來就是割據。

南明西寧王李定國約鄭成功會師北伐,研判很可能勝利,但是勝了以後是否反而會對鄭家不利?這是鄭成功首要考量的問題。他失約了,有人責怪他,但是最主要的責任,是不是還應該歸到朝廷君臣上面?這是輿論和史家要考量的問題,但再怎麼考量也於事無補。南明與各路義軍終究還是沒能精誠合作,鄭成功兩度北伐,也先勝後敗,僅得保住金門、廈門和沿海一些小島。無奈之下,鄭成功與部下合議決定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手中奪取台灣,移民屯墾,為以後的反攻建設基地。

荷蘭人約於明朝萬曆二十九年(1601)開始出現在廣東海域,那時他們為獨立建國,正在與西班牙的八十年戰爭(1566-1646)之中,在海上也是亦商亦盜,既打西班牙商船,也試圖攻佔過澳門、澎湖來建立據點,與鄭家和明軍不打不相識以後,經談判而得於1624年在台灣建起了熱蘭遮城(今台南安平)與市街,攻佔原民土地,招募漢人渡台,發展農工商業,而收取重稅,又多有苛待,故不得人心。鄭家與荷蘭人打了多年交道,知其虛實,即於1661年出兵,一邊進行圍城戰與海戰,一邊就在島上開始屯墾,七個多月之後,成功迫使荷蘭人投降退出台灣。這是漢人大規模、成建制入主台灣的開始,也給予了抗清士民新的希望。

然而,此時清廷已將近控制了大陸全境,後鄭芝龍在北京被斬首,隔年南明永曆帝亦被俘殺。鄭成功在憂憤與鬱悶中,悔恨十七年來的各種錯誤與失敗,急病而死,沒能實現進一步從西班牙人手中攻取呂宋(菲律賓)的計畫。世子鄭經繼承了鄭成功的地位與名望,庇護著一眾遺民與士人開始經營台灣──現在終於沒有扯後腿的君臣與友軍了,然而也沒有君臣與友軍了;我們終於可以暫時按自己想法,好好做事,穩定度日,以傳統的忠義維繫彼此,雖然遲早還是要面臨考驗。便如鄭經的詩作:「王氣中原盡,衣冠海外留;雄圖終未已,日夕整戈矛。」這種自我勉勵,大約就是當時鄭氏與遷台士民的想法與處境。

第二節 典章制度使台灣有了正式政權

鄭成功入主台灣後,將本島改名為「東都」,建立一府(承天府,今台南市安平區)二縣(天興縣,今台南佳里區、萬年縣,今台南市仁德區);鄭經嗣位後又改為「東寧」,改二縣為二州,又增設了三司、四坊、二十四里等行政區劃;以因應人口、地盤的增加和社會機能的複雜化,使遷台士民得以依靠熟悉的制度,安心開墾。

1669年出版的赫伯特《東印度旅行短記》書中插圖,描繪鄭荷九個月戰事中的每一次戰役。視點由北往南,圖片中央為鯤身半島上的熱蘭遮城和大員市街,圖左海岸邊為普羅民遮城和赤崁街。(取自維基百科)
1669年出版的赫伯特《東印度旅行短記》書中插圖,描繪鄭荷九個月戰事中的每一次戰役。視點由北往南,圖片中央為鯤身半島上的熱蘭遮城和大員市街,圖左海岸邊為普羅民遮城和赤崁街。(取自維基百科)

地名的更動,反映的是統治者的意志:「東」是相對於大陸故土而言,「都」即京都,原是期待能迎來皇帝入駐以凝聚大義,然而永曆帝已經來不了了,故再改為「寧」,一方面是向世人表現「安寧下來」的期望,穩定內部眾心,一方面也是放低姿態與清廷和談,希能獨立或至少爭取到朝鮮一般的自治地位。同時,也在檯面上逕行以「東寧國」自稱,作出對等姿態;檯面下又通過賄賂與威懾,穿透清廷在福建、廣東沿海為禁止居民與鄭氏接觸而施行的「遷界令」,持續從大陸得到貨物與移民,總之就是為了自立,靈活地執行著各種兩手策略。

鄭經主政的第三年,他的老師、總管內政與後勤的陳永華建議設立孔廟與科舉制度以推行文教。鄭經一開始質疑說現在地盤還很小、人民還很少,是否應該集中精力在屯墾和軍務上就好?陳永華便論述了培養人材的重要,並特別強調,當前的民風,可以說是淳樸,也可說是草莽,如果放任不加引導,民眾便容易流於粗野,所以應當速立聖廟與學校,舉行祭祀與教育,才能使社會確立共同的價值與信仰,鞏固國本。鄭經欣然採納,令陳永華迅速著手主持,於是,「全臺首學」,也就是現在的台南孔廟,在不到一年間建了起來,舉行了意義重大的典禮;各地也設立了負責基礎教育的「社學」,並吸引原住民入學與漢人同化。如此,通過引入典章制度和文化教育,台灣有了正式的政權,奠定了漢人為主體的社會基礎。

臺南孔廟大門,上懸「全臺首學」門匾 。(取自維基百科)
「『全臺首學』,也就是現在的台南孔廟,在不到一年間建了起來,舉行了意義重大的典禮。如此,通過引入典章制度和文化教育,台灣有了正式的政權,奠定了漢人為主體的社會基礎。」圖為臺南孔廟大門,上懸「全臺首學」門匾 。(取自維基百科)

此期東寧國的實際控制範圍,還只及於今天的台南和周邊區域,此外也有北征雞籠將荷蘭人的餘部趕走,但還沒有開發,原住民仍散布在島上各處。那為什麼說此後台灣社會便是以漢人為主體了呢?這裡我們首先要考量漢人自身的條件:有高度的生產技術、擅長開枝散葉的宗族組織、重視文字與歷史的傳統,從短期到長期都有競爭優勢;再來,要看世人怎麼看:明鄭集團是當時國際貿易與中國戰略地圖上的要角,也是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的嫡系,自然比較會在各方的記載中得到重視,而被視為「蕃人」的原住民則不足以成為能擾動世局的一方勢力;最後,是以結果而論:因為後來攻取台灣的清廷亦以儒教和漢人官吏治國,並不否定鄭氏在文教上的貢獻,又繼續讓漢人移民來台,繁衍至今,後人追溯源頭,也就會傾向以「全臺首學」的成立為標誌,聲稱遷台的漢人繼承了古聖先賢齊家治國的理想與追求,然後可以維繫族群的榮譽與自尊心。只要人們不拋棄、不否定這套傳承,故事便能如此傳遞下去。

第三節 民間信仰

漢人渡海來台,也帶來了其自古相傳的信仰與神祇。移民每在一個新地方安頓下來,便要考慮立廟;不論是簡陋的香案、祠堂或富麗堂皇的宮廟,拜的是天神、地祇、人鬼或者物靈,只要能聚人心,市鎮或村落就會與之一同發展,日久乃成「五步一祠,十步一宮」的盛景。然而,這漢人的傳統信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遠古的陜西、山西一帶黃河河谷地區,今天被認為是華夏始祖的群落,因地理而發展出了村落式定居農業,其人口密度、族群間往來的頻率高於其他遠古文明,於是發展出了重視家族和祖先崇拜的傳統,然後以其較高的生產力漸次擴張,以先進的器物文明同化了周邊眾多族群。雖然也有其他文明常見的自然崇拜、泛靈信仰,但到周朝開國的時候,有鑑於商朝迷信鬼神犯過許多錯誤,於是特別強調人在此世間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而以人本的價值觀制定了禮法來規範信仰,其核心可以用「敬天法祖,崇德報功」兩句話來概括。到了漢朝,闡揚這套價值觀的儒家成為朝廷主流,民間則逐漸興起了混合儒家、道家、陰陽家的道教,按照人間朝廷的體制來建構了天庭與地府,並且將史傳中的聖賢、英雄、忠孝節義之人,以及各地的神話、巫術與原始信仰,一概收編到這套系統之內,來鼓勵世人行善積德,好在去世後位列仙班,得享長樂並繼續庇佑世人。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又帶來了輪迴轉世的概念與各種發願迴向的修行法門,為百姓增加了一種寄託。此後不論朝代如何更迭,中國的民間信仰都基本維持著這個混同的形態,隨漢人的遷移而流傳。

這套信仰與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一是它最在乎俗世間的事功與福祉,服務於庶民固有的家族興旺、個人成就等等願望,而不把信仰寄託到超越凡俗之理的概念上;二是它有著極強的「官性」,神界像朝廷一樣有品級和職位之分,如土地公、城隍爺的管轄區域大抵按照現實中的行政區劃;現世的皇帝與朝廷官員也有權力和義務參與神界的事務,主持祭典、闡述教訓、賜封正神、取締淫祠。常人不一定要能通靈,只要讀書做官,有了人所敬畏的知識與身份,也就有了巫力,而能制約野生的神靈與教門。君王是大巫,士大夫官員是中巫,鄉野神巫是小巫,「小巫見大巫」要低頭,然而君王也必須遵從天道,暴君、昏君是可以被推翻的,不是永遠不可質疑的天神。在「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天下何物最大?道理最大」、「天高皇帝遠」、「舉頭三尺有神明」等一系列經典語錄和俗諺中,中國在政治與宗教上取得了一種共融而互相監督的平衡。

例如,從福建到台灣香火最盛的媽祖,生前是一位女巫(然而並不會被稱為「女巫」,因為很快就編入了道教的系統),逝後(「得道飛升」)得到愈來愈多崇拜,聚集了愈來愈多保海上平安的傳說,乃在信眾請願之下,得到宋朝賜封為海神;施琅率清軍打敗鄭氏以後,又大力扶持媽祖信仰,請皇帝將之封為「天上聖母」,以媽祖慈祥和善的形象,取代鄭成功來台初期最盛行的三太子哪吒。鄭成功崇拜哪吒,一方面是傳說中哪吒與父決裂的叛逆故事與他很有共鳴,一方面是想以其奮戰不止的精神激勵士民。其結果,天后媽祖確實成了台灣最著名的神祇,然而清廷也只能在「安居樂業」的願望上與民眾取得交集來羈縻台灣,而不能作更多要求向滿清效忠的操作;三太子信仰在鄭氏敗亡後,也繼續寄託著民間的反抗意志,且以陣頭的形式傳習著武術與兵法流傳,至現代又衍生出可供青年表現文化自信的「電音三太子」一脈,這些官民之間的拮抗,都說明著,政治可以介入信仰,但是有限,因為信徒也自有其政治立場、理念、意識,不會完全與權力者同調。

平溪號稱「天燈故鄉」,平溪天燈成為國外來台遊客必訪的熱門景點,可以見到各國旅客身影,晚間逾1200盞天燈升空,非常壯觀。電音三太子(甘岱民攝)
「三太子信仰在鄭氏敗亡後,也繼續寄託著民間的反抗意志,且以陣頭的形式傳習著武術與兵法流傳,至現代又衍生出可供青年表現文化自信的『電音三太子』一脈。」圖為電音三太子(甘岱民攝)

又如另一位有許多宮廟供奉的保生大帝,原是生於北宋泉州的著名醫師,去世後即得到鄉人立祠祭祀,逐漸發展成跨地域的信仰;客家人所奉祀的三山國王,則是傳說中在唐代、宋代屢次顯靈幫助過居民與官軍的三位粵東地區的山神,而在宋太宗賜封後,漸隨粵東移民開枝散葉,分靈至台灣、香港以及南洋各國。這些信仰並沒有多麼高深的教義,但就是能實際地標誌出族群的發展,而協助人們團結鄉誼。史實中的人物只是原型,神壇上的形象更多是反映著人們的理想,如朝廷、商界與幫會都拜的關公,寄託的是演義小說所塑造的忠義與威嚴,其位階也在一千多年間,從生前的「亭侯」爵位逐漸升格為「王」乃至「關聖大帝」。

在正神之外,還有諸多「有應公」,以失祀的孤魂居多,也有冤死之厲鬼,或者動物之靈,往往被人找來祭拜,期望「有求必應」,除了一般的保平安,也可能是想要滿足各等不方便向正神祈求的願望,例如賭博勝利;若信徒能積累善行、善名,「有應公」也有望升格為正神;若信眾為惡,神也可能被貶為邪鬼,民間也會生出各種惡有惡報的傳說,也有可能賭徒輸了錢,怪神明不靈,自己去把神壇搗毀,人和鬼都倒楣。無論是否真有這些靈驗的神明,人心是有著「正統」、「正義」和「偏門」、「邪門」之分的,鬼神信仰,便能形象化地體現這分別心;對偏門不趕盡殺絕而是一體奉祀,也是為主流社會中的落敗者留出一條隱秘的復活之路。

在這樣的信仰文化底下,鄭成功去世以後,也自然得到了百姓立祠奉祀;及至清廷攻取台灣,官方將鄭氏定性為叛逆與海賊,民間為了避免觸犯忌諱,便改以「開山公」或「開山王」的名義繼續祭拜,並且傳說鄭成功是東海大鯨轉世,將其戰史予以神秘化,又相傳當年鄭軍屯墾之處,國姓爺會顯靈平息水患等等,如此用玄幻的方式,在民間傳下香火與印象。再到清末同治年間,清廷受到日本人進犯的「牡丹社事件」刺激,為了拉攏台灣士民齊心對抗外患,而決議以前明忠臣的名義追諡鄭成功,於1875年修建了延平郡王祠。至此,鄭成功的故事又在官方的主持下,稍減了迷信色彩,而加回了忠君的使命。

日本經由甲午戰爭取得台灣以後,考量鄭成功母系血統是日本人,認為應該將台灣人對鄭成功的崇拜導引到效忠日本的方向,便將延平郡王祠改建成了「開山神社」,祀典也改為日本神道的形式,又將鄭成功的忠烈事蹟說成是大和魂、武士道在異域的展現。對熟悉史實或舊版故事的漢人而言,這不免太過刻意,並且顯然是要藉由信仰來改變我根本的民族、文化認同;而從日本帝國的角度來講,這正是彼輩的期望。漢人的信仰傳統根深蒂固,日人一時無法動搖,至1936年乃發動「寺廟整理運動」強行去除漢人信仰中的中國性,但到1945年戰敗離台以後,原先的神明就又紛紛回來了,「開山神社」也又改回延平郡王祠,1947年改鳥居為牌坊,並在橫樑上加蓋中國國民黨徽,廟宇本體亦於民國五十二年重建,對鄭成功則表彰為「民族英雄」,並將其故事與反攻大陸的使命相連。

時過境遷,經過現代化的浪潮,不但舊日的政治宣傳不再有效,如今台灣漢人傳統信仰的根源──對宗族和鄉誼的依賴、對道德和政治的理想、對正邪與神鬼的思考──也已有了根本的變化。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遺留下來的建築、儀式、歷史與傳說中,追溯這一切的所以然,從而理解先民的思維,體會他們的情感,然後可以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間繼承了什麼、又失落了什麼,然後可以思考傳統如何存續,翻新又該怎麼翻新。

第四節 天地會

鄭成功在台灣尚有另一套隱秘傳承,內部名稱叫「漢留」,外界傳得比較廣的名字是「天地會」或「洪門」。

從清朝到日本統治時代,他們隱藏在宮廟、武館以及各行各業之中,平時並不與統治者正面衝突,甚至門徒、弟子都不知道自己是天地會,只有當師父認定了可以領進門內,或者即將起事來對抗官府的重要關頭,這些傳人才會得知,自家平常習練的舞蹈、武藝便有暗藏軍陣之法;平日來往的許多生意夥伴,還有及時出現的海外宗親、同門,都能提供造反的情報、資源與退路。即便起義失敗了,香火、武藝與精神還會傳遞下去,讓台灣人在不得不屈從統治者的時候,仍能保有一種不馴的傲氣、傲骨。

「漢留」的起源,一說是南明時期包括傅青主、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殷洪盛幾位大儒在內的一群志士,為了留傳漢家道統而建的抗清地下組織;一說是鄭成功在抗清之時,藉著固有的商貿網絡建立起來的諜報組織。無論何者為真,實況是兩方很快便走到了一起,天地會早期的骨幹中即有鄭氏部將,鄭成功最倚重的首輔陳永華也長年主持其發展,後世金庸武俠小說《鹿鼎記》所寫的「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便是直接取材自這段歷史;及至明鄭敗亡,陳永華也將鄭氏的餘部往地下轉化,如文臣為「明倫堂」,武將為「明遠堂」,各地屯駐士兵為「勤習堂」等等,以武館為掩護,在武藝的傳習中保育民族文化的命脈,以待振興之時。

武藝能如何具體地傳承文化命脈?較顯著者,有常在廟會中演出的舞龍舞獅、宋江陣,前者可以鍛鍊身體並在手勢、舞步中傳遞暗語,後者更直接是從戚繼光《紀效新書》傳承下來的鄭軍練兵之法的變體。較罕見而更為核心的,尚有以福建鶴拳為主的各派內家拳法。所謂內家拳,是一套結合了儒學與武術,而能傳遞漢留精神的完整系統,它在心法上主張「定靜安慮得」、「以靜制動」、「後發先至」,實際上更承載著矯治各種偏激、失誤與罪惡的使命,以在外家武術或各種剛強易折的組織、行動失敗之際,將族群文化扶回到一條較不明確犯忌而能長遠發展的軌道。

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國祚中,天地會多次起義,或者在民變中順勢使力,在台灣便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說,更有朱一貴(1721)、林爽文(1787)、戴潮春(1862)三次震動全台、殺人盈野的大事變。此三者皆有天地會眾參與,或者本人便是堂口領袖。可惜的是,這三次事變,在初期順利打敗官軍、攻佔府縣以後,都迅即將矛頭對向不同籍貫、宗族的漢人,閩客分裂,漳泉相殺,將由來已久的族群械鬥去到極端,以致官軍可以聯合敵對族群的民團,穩步收拾人心來撲滅亂事。漢留組織的精神、天地會的原始理念,似乎都沒能矯正暴得權力者及其徒眾的狹隘仇恨與盲目衝動。

而在承平時期,不少幫會組織也讓逐利的傾向蓋過了保義與傳道,亦常有內訌,洪門傳統至此似乎徒留形式了,但實況卻又不只是這樣。清朝末年,海外天地會組織有極多捐助或親身投入革命的事蹟,黃宗羲等先輩的著作被翻出來在報刊上反覆宣講並與民主潮流接軌,改變了一代青年的眼界,這都不能只用庸俗的眼光來解讀。其後有孫中山身兼讀書人、革命黨與洪門領袖的身分,提出《三民主義》歸攏眾望,在中華民國開國十數年的紛亂後,漸隨國民黨的勝利取得了道統的地位與「國父」的稱號;國民政府主編的歷史課本也大筆宣揚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成就,讀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長大的台灣人都不至陌生。算起來,鄭成功與顧、黃、王等人成就了天地會,天地會在三百年後成就了革命黨與中華民國,台灣也在日本戰敗後接回了這個傳統,「漢留」的理念在無數令人沮喪的失敗與差錯之後,還是傳了下來,並且部份實現了。

換句話說,鄭成功就是我們國編本的祖師之一,或也可以說是「大護法」。我在找資料的時候,原想尋覓一下鄭氏在台灣有沒有什麼被隱沒的儒學傳承,找著找著發現,即便有,也不重要了,因為清末的革命黨以及來到台灣的國民黨,就是他們的本宗傳人;連帶的,我們也從小就成了他們的徒孫,即使我們自己都不明白這點。

然則,在兩岸分治的現實與現代化的潮流中,「漢留」的理念在政治與文化上都逐漸失去了感染力;洪門組織在台灣雖得於2004年登記為合法社團,與世界各地同門一起大辦慶典,但至今尚未有傳人能如顧炎武等創始大儒一般,為中華文化在當前東亞政治和世界文明的激變中重新提出全盤論述;主流知識界和大眾,也就愈來愈傾向以庸俗或無感的眼光來看待天地會的傳承。然而,天地會的遺緒仍在民間,包含在傳統武術、藝術、信仰的形式與心法之中;當我們有緣靜心品味、受用一二,它對於我們便不再只是遠去的歷史與小說,而我們也就能對它在歷史上的成敗得失,提出更深的問題,展開更廣的思考。

第五節 總結與討論

有言道「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休止的對話」,又云「凡史皆當代」;上文提到,清初與清末的清廷、天地會、日本、國民黨,都先後依據著己方的政治需要,來講述鄭成功的故事,並主持其祀典。那麼,現在的史家與政黨,又會想要怎樣來講鄭家呢?我們又還可以怎麼看呢?

一向以拿下台灣為歷史任務的中國共產黨,大抵是一方面要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肯定鄭成功打敗荷蘭人收復台灣;一方面又要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肯定施琅打敗明鄭「收復」台灣;再來,也要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肯定抗清起義的台灣人。這幾項有些彼此衝突,鬧過不少爭議,但也用高懸評價標準,將人、事分開討論的唯物辨證法解決了:最高的理想是締造、保護能團結民族、發展生產力、促進群眾利益的政權,誰做到了一部分就值得部分肯定,能做而不做、有所違反、或根本背道而馳者就批判,沒能做到或沒能想到,則說是時代的侷限。於此明、清都不算好貨,但初期的清朝還更糟,故應該表彰鄭成功的民族氣節與開拓之功,其剛愎性格和山頭心態則要批判,到鄭經時期轉向獨立偏安,則是可諒解但違逆歷史潮流的;至於之後台灣的民變,雖然反抗剝削和高舉民族旗幟是正當的,但民變領袖的作為很快違逆了這些出發點,故亦不足取。這種論調,基本是立場先行、論證隨後跟上,遇到矛盾則分出主要矛盾來蓋過次要矛盾,如此將是非功過陳列一番以後,將結論引向「今後還是要靠我黨才能好」。然而,不這麼講「黨八股」的學者,也能不與官方衝突,而經由嚴謹的史實考證,辨別出後世的不實渲染,還原鄭成功等人的性格際遇,協助我們理解他們身處的困難。

而在台灣,面臨著中共的壓力,又隨著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傳統儒家思想加近代國族主義」道統成為被檢討批判的對象,以往忠臣形象的鄭成功也不再吃香,甚至鄭軍攻佔原住民地盤的紀錄也開始被譴責為「屠殺」,作為檢討漢人中心史觀的範例。相對的,過去被貶為小人、漢奸的鄭芝龍,卻開始得到更多目光;論者將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史、福建人在南洋的踪跡,及鄭家曾稱霸東亞海域的事蹟聯繫起來,感嘆華人在這個時代其實有望發展出和以往「大陸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路線,只是這條新路後來被各種主客觀因素埋沒了,致使歐洲人稱霸了海洋,而中國閉關自守,直到現在仍制約著我們的思想。這一類的論調,亦在引導台灣放眼世界、往海洋文明轉型,其好處是能引發不同的視角與想像,壞處是可能流於空疏,太把個人的願望和現在的價值觀放到古代,而忽略甚至扭曲了歷史人物在當時真正的認知與關懷。

那麼,如何才能發展出我們自己一套比較公允貼切的看法呢?或許,還是可以先從理解各種人在講述鄭家故事時的情懷開始。如沈葆楨為延平郡王祠所寫的對聯: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沈葆楨身處列強進逼中國、傳統紛紛失效的時代,處在與鄭成功相似的權位,大概也同樣是希望自己能做到「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的一番功業的;不同的是鄭成功那時台灣洪荒初開,歐洲人還沒發展到那麼厲害,而今即便想再「作遺民世界」也不可得了。再看「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鄭成功一輩子遇上的家庭、君主、文臣、武將都那麼不濟事,沈葆楨又何嘗缺少這等經歷?然而鄭成功還是盡力撐到了他的極限,境遇略優於他的沈,也就更能同情他的力有未逮,而以「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寬解了他的艱困。這既是沈葆楨個人的真誠感觸,也是代表著曾為敵方的清朝,向明鄭歷史與台灣士人打出了和解的信號。通過這樣的共感,我們得以接通古人的情志,讓自己在他們的故事中得到砥礪淬煉,成為一個更加博大而能承繼其精神遺產的人,然後當我們回到現下來與今日的同仁一起探索前路時,我們的眼神與腳步,或許也就可以免於浮躁,而能弘毅篤實。

這是傳統儒學與史學「反求諸己」的思路。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輕易接觸到詳細的史料與宏觀的分析,在知識上遠超前人,但在修養上就比較容易因執著或漫不經心而有所欠缺。對此,重新審視鄭家和台灣的關係,考察我們許多文化與習俗的源流,便是一個很能幫助我們貫通知識與修養,更沉穩地理解歷史的課題。

*本文主要參考了顧誠《南明史》、張釗維〈尋找天地會〉、江仁傑《解構鄭成功》、陳耀昌《島嶼DNA》等著作,在此致謝。其中陳耀昌醫師判斷,鄭成功死前並無生理上的急病,應是在精神壓力下自殘,如史料記載的「抓面」、「咬指」而死,比較可信且能引發更多思索。另,「鄭成功」一名是清朝傳下來的稱呼,原本沒有這種叫法,只有本名鄭森、賜姓名朱成功、以及民間和洋人叫的「國姓爺」(Koxinga),本文因篇幅考量,沿襲慣稱;如有必要探究這些名號演變的內情,再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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