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來鴻》伊朗女難民─平民、導演與王后

2017-08-20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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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納希德•佩爾松與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紀錄片《王后與我》The Queen and I)

導演納希德•佩爾松與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紀錄片《王后與我》The Queen and I)

不管她們之前在祖國的地位多麼懸殊,政治立場多麼對立,來到歐洲後,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我在瑞典認識的幾位元伊朗女性,都是不戴頭巾不穿黑罩袍、聰明能幹又大方的。其中一位是「母語中心」的教師同事,最初我參加工作時,她曾熱情關照我這個「菜鳥」,令我至今心存感激。接觸這類高素質的伊朗知識女性,會讓人懷想燦爛的古波斯文明,回憶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那個時期的伊朗女人可夠現代夠開放的。

當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將要革到婦女的身體與服飾上來時,這類「自由化」了的伊朗女性就被逼出逃了。自1979年之後,逃出伊朗的女性除了平民,還有原伊朗王后、政府高官、共產黨人與自由派。歷史的反諷在於,不管她們之前在祖國的地位多麼懸殊,政治立場多麼對立,來到歐洲後,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為女兒自由辛苦踏上逃亡路

美國電影《不能沒有我的女兒》(Not Without My Daughter)是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日常生活與婦女的處境。

主人公是一位叫貝蒂的美國女人,她與一位在美國工作的伊朗人莫迪結婚後,生下一個女兒。莫迪思念家鄉親人,便說服妻子和他一起回伊朗。可是一回到伊朗,原本和諧溫情的小家庭就翻卷起風暴,貝蒂必須接受伊朗社會對女性的種種束縛,還要承受丈夫兇暴的拳頭。為了不讓女兒留在伊朗遭受性別歧視,貝蒂千方百計帶著孩子逃亡,翻山越嶺歷經艱險,母女倆終於回到了美國。

在瑞典看這部電影時,我聽到有來自中東的朋友批評,說此片是從一個美國女人的視角看伊朗社會,存有偏見,不夠真實。毫無疑問,電影和現實生活會有一些差距。但我恰好認識一個叫法蒂瑪的伊朗女人,她逃難的原因與影片中的女主角相似——為了女兒的自由。

法蒂瑪告訴我,她的丈夫在伊朗開診所,家境富裕,日子原本過得挺好。但她的兩個剛進入青春期的女兒有點叛逆。女孩們外出時衣著不夠寬鬆,展示了身體曲線,還將頭發散下來,結果在街上被道德員警抓捕,被指違反了伊斯蘭教規。

兩個女兒在拘留所遭受了鞭刑懲罰,做母親的便不顧一切地拉著孩子逃出來。可是,法蒂瑪的丈夫要留在德黑蘭的診所行醫。這樣,法蒂瑪只好與丈夫長期分居。當她向我訴說這一切時,我看到她臉上掩不住的落寞與無奈。

逃亡的伊朗共產黨人成為著名導演

與這類只求女兒平安成長的普通女人相比,同樣是輾轉逃出伊朗的納希德•佩爾松(Nahid Persson Sarvestani)卻志向遠大。納希德在獲得自由後奮鬥多年,成為瑞典最富盛名的紀錄片導演,在國際上屢獲殊榮。但是,這位難民出身的女導演心中藏著深沉的痛苦,事業上的成就並不能挽救她,她需要看心理醫生。

在逃來瑞典之前,年輕的納希德曾是伊朗的共產主義活動家。伊朗共產黨人曾聯合霍梅尼的宗教勢力,終結了前國王巴列維的「白色革命」。這在當時,似乎是納希德這樣窮人家孩子必然的選擇。因為巴列維國王雖然在經濟改革上取得成果,但快速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嚴重的分化,貧富懸殊,而且,國王在政治上迫害左翼知識份子。

輾轉逃出伊朗的納希德•佩爾松(Nahid Persson Sarvestani/Rozzy83 /維基百科)
輾轉逃出伊朗的納希德•佩爾松(Nahid Persson Sarvestani/Rozzy83 /維基百科)

1982年的一天,正好是納希德剛一歲的女兒過生日。突然她哥哥敲門沖進來,告知說,霍梅尼的革命衛隊已經逮捕他們的兩個弟弟和父親。納希德立刻丟下滿桌辦生日宴會的食物,抱著孩子和丈夫倉惶逃命。

當一家三口在伊朗境內各地躲藏之時,有消息傳來,納希德17歲的弟弟羅斯坦已被執行絞刑。納希德知道,霍梅尼政權真正要抓的是他們夫婦倆,因為他們曾幫助霍梅尼推翻國王巴列維的統治。這是「黑色革命」對伊朗共產黨人的一個極大的反諷:宗教勢力在伊斯蘭革命後掌權,他們首先清洗自己過去的同盟軍,伊朗共產黨組織被取締,很多共產黨員被以叛逆罪逮捕。

從波斯灣乘走私者的快艇偷渡到杜拜,納希德一家在那裡非法居留了兩年。1984年,他們用偽造的護照上了飛機,在飛機上的廁所裡銷毀了假護照。然後,飛機降落在白雪覆蓋的斯德哥爾摩機場。他們得救了。

與流亡的伊朗王后懷著共同夢想

用瑞典文做紀錄片,成果累累獲獎無數,納希德的作品大都涉及伊朗社會文化。最初,她有很長時間回避政治,因為她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弟弟之死令她始終被內疚感折磨。

流亡多年後,納希德回伊朗探親,看到祖國在伊斯蘭革命後情況更為糟糕,她不得不用攝影機紀錄這一切,希望能增加國際社會對伊朗局勢的理解。這之後,鏡頭成了她表達政治觀點的手段,成為一個社會抗議的工具。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完成影片《面紗背後的賣淫》之後,她被禁止再返伊朗。

在納希德製作的紀錄片中,我最欣賞的是《王后與我》。這部獲義大利大獎的影片令人驚奇的是:導演與她拍攝的對象,在祖國伊朗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前王后與曾推翻王室的前共產黨人。二十年漫長苦澀的流亡歲月,讓兩個同樣深懷痛苦的女人克服了心理障礙,一起回憶失去的家園,坦誠地探討伊朗當代歷史的糾結。

2014年的法拉赫(左,Kambiz Hosseini /維基百科)以及當年皇室合影(右,維基百科)
2014年的法拉赫(左,Kambiz Hosseini /維基百科)以及當年皇室合影(右,維基百科)

作為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在流亡中所經歷的苦難並不比一般難民少。1979年1月,當她與丈夫巴列維國王落難時,他們被昔日最親密的盟友美國人拒之門外,只有埃及總統薩達特願意接納他們一家。之後,丈夫病故,女兒自殺。

今天,曾母儀天下二十年的伊朗前王后已定居法國,雖然年邁仍然高貴優雅,她有時會捧著一抔來自伊朗的泥土哭泣。前共產黨人納希德已經理解了前王室,並和前王后懷著同樣的夢想,期待一個自由開放的伊朗。

也許她們最終都只能客死異鄉,像飄零遠處的葉子不再落在家鄉的樹下。但是,身為導演的納希德頑強地面對國家與家庭的悲劇,把自己的伊朗文化之根拔出來,移植在北歐的土壤裡,結出了奇異美麗的花朵與果實。

*作者為定居在瑞典的華人作家。本文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二,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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