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她們之前在祖國的地位多麼懸殊，政治立場多麼對立，來到歐洲後，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我在瑞典認識的幾位元伊朗女性，都是不戴頭巾不穿黑罩袍、聰明能幹又大方的。其中一位是「母語中心」的教師同事，最初我參加工作時，她曾熱情關照我這個「菜鳥」，令我至今心存感激。接觸這類高素質的伊朗知識女性，會讓人懷想燦爛的古波斯文明，回憶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那個時期的伊朗女人可夠現代夠開放的。
當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將要革到婦女的身體與服飾上來時，這類「自由化」了的伊朗女性就被逼出逃了。自1979年之後，逃出伊朗的女性除了平民，還有原伊朗王后、政府高官、共產黨人與自由派。歷史的反諷在於，不管她們之前在祖國的地位多麼懸殊，政治立場多麼對立，來到歐洲後，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為女兒自由辛苦踏上逃亡路
美國電影《不能沒有我的女兒》（Not Without My Daughter）是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日常生活與婦女的處境。
主人公是一位叫貝蒂的美國女人，她與一位在美國工作的伊朗人莫迪結婚後，生下一個女兒。莫迪思念家鄉親人，便說服妻子和他一起回伊朗。可是一回到伊朗，原本和諧溫情的小家庭就翻卷起風暴，貝蒂必須接受伊朗社會對女性的種種束縛，還要承受丈夫兇暴的拳頭。為了不讓女兒留在伊朗遭受性別歧視，貝蒂千方百計帶著孩子逃亡，翻山越嶺歷經艱險，母女倆終於回到了美國。
在瑞典看這部電影時，我聽到有來自中東的朋友批評，說此片是從一個美國女人的視角看伊朗社會，存有偏見，不夠真實。毫無疑問，電影和現實生活會有一些差距。但我恰好認識一個叫法蒂瑪的伊朗女人，她逃難的原因與影片中的女主角相似——為了女兒的自由。
法蒂瑪告訴我，她的丈夫在伊朗開診所，家境富裕，日子原本過得挺好。但她的兩個剛進入青春期的女兒有點叛逆。女孩們外出時衣著不夠寬鬆，展示了身體曲線，還將頭發散下來，結果在街上被道德員警抓捕，被指違反了伊斯蘭教規。
兩個女兒在拘留所遭受了鞭刑懲罰，做母親的便不顧一切地拉著孩子逃出來。可是，法蒂瑪的丈夫要留在德黑蘭的診所行醫。這樣，法蒂瑪只好與丈夫長期分居。當她向我訴說這一切時，我看到她臉上掩不住的落寞與無奈。
逃亡的伊朗共產黨人成為著名導演
與這類只求女兒平安成長的普通女人相比，同樣是輾轉逃出伊朗的納希德•佩爾松（Nahid Persson Sarvestani）卻志向遠大。納希德在獲得自由後奮鬥多年，成為瑞典最富盛名的紀錄片導演，在國際上屢獲殊榮。但是，這位難民出身的女導演心中藏著深沉的痛苦，事業上的成就並不能挽救她，她需要看心理醫生。 （相關報導： 瑞典來鴻》藏在塞拉耶佛的秘密—歐洲難民故事 ｜ 更多文章 ）
在逃來瑞典之前，年輕的納希德曾是伊朗的共產主義活動家。伊朗共產黨人曾聯合霍梅尼的宗教勢力，終結了前國王巴列維的「白色革命」。這在當時，似乎是納希德這樣窮人家孩子必然的選擇。因為巴列維國王雖然在經濟改革上取得成果，但快速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嚴重的分化，貧富懸殊，而且，國王在政治上迫害左翼知識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