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來鴻》伊朗女難民─平民、導演與王后

2017-08-20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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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納希德•佩爾松與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紀錄片《王后與我》The Queen and I)

導演納希德•佩爾松與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紀錄片《王后與我》The Queen and I)

不管她們之前在祖國的地位多麼懸殊,政治立場多麼對立,來到歐洲後,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我在瑞典認識的幾位元伊朗女性,都是不戴頭巾不穿黑罩袍、聰明能幹又大方的。其中一位是「母語中心」的教師同事,最初我參加工作時,她曾熱情關照我這個「菜鳥」,令我至今心存感激。接觸這類高素質的伊朗知識女性,會讓人懷想燦爛的古波斯文明,回憶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那個時期的伊朗女人可夠現代夠開放的。

當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將要革到婦女的身體與服飾上來時,這類「自由化」了的伊朗女性就被逼出逃了。自1979年之後,逃出伊朗的女性除了平民,還有原伊朗王后、政府高官、共產黨人與自由派。歷史的反諷在於,不管她們之前在祖國的地位多麼懸殊,政治立場多麼對立,來到歐洲後,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為女兒自由辛苦踏上逃亡路

美國電影《不能沒有我的女兒》(Not Without My Daughter)是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日常生活與婦女的處境。

主人公是一位叫貝蒂的美國女人,她與一位在美國工作的伊朗人莫迪結婚後,生下一個女兒。莫迪思念家鄉親人,便說服妻子和他一起回伊朗。可是一回到伊朗,原本和諧溫情的小家庭就翻卷起風暴,貝蒂必須接受伊朗社會對女性的種種束縛,還要承受丈夫兇暴的拳頭。為了不讓女兒留在伊朗遭受性別歧視,貝蒂千方百計帶著孩子逃亡,翻山越嶺歷經艱險,母女倆終於回到了美國。

在瑞典看這部電影時,我聽到有來自中東的朋友批評,說此片是從一個美國女人的視角看伊朗社會,存有偏見,不夠真實。毫無疑問,電影和現實生活會有一些差距。但我恰好認識一個叫法蒂瑪的伊朗女人,她逃難的原因與影片中的女主角相似——為了女兒的自由。

法蒂瑪告訴我,她的丈夫在伊朗開診所,家境富裕,日子原本過得挺好。但她的兩個剛進入青春期的女兒有點叛逆。女孩們外出時衣著不夠寬鬆,展示了身體曲線,還將頭發散下來,結果在街上被道德員警抓捕,被指違反了伊斯蘭教規。

兩個女兒在拘留所遭受了鞭刑懲罰,做母親的便不顧一切地拉著孩子逃出來。可是,法蒂瑪的丈夫要留在德黑蘭的診所行醫。這樣,法蒂瑪只好與丈夫長期分居。當她向我訴說這一切時,我看到她臉上掩不住的落寞與無奈。

逃亡的伊朗共產黨人成為著名導演

與這類只求女兒平安成長的普通女人相比,同樣是輾轉逃出伊朗的納希德•佩爾松(Nahid Persson Sarvestani)卻志向遠大。納希德在獲得自由後奮鬥多年,成為瑞典最富盛名的紀錄片導演,在國際上屢獲殊榮。但是,這位難民出身的女導演心中藏著深沉的痛苦,事業上的成就並不能挽救她,她需要看心理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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