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警察李承翰在列車上遭逃票的鄭姓男子持刀刺殺後傷重不治，法院認定鄭男有精神障礙，一審判決無罪，頓時之間，各方「恐龍法官」罵聲不斷，協助鑑定的精神科醫師遭出征；家屬更悲憤於正義無從伸張。作為警眷子弟、作為法律人，這種結果實在讓人悲慟。就法論法，尤其看過判決書之後，本件判決是否正確，真有許多可爭論的疑慮，也難怪會引起社會如此強烈反彈。
簡言之，精神障礙不能成為犯罪者的免死金牌。尤其近期從小燈泡案、牙醫診所殺人案、新店隨機殺人案，到這次的殺警案，一件件攸關人命的重大刑事案件中，越來越多的人用精神障礙、思覺失調當理由企圖脫罪，已引發社會疑慮。尤其從這次無罪判決引發的爭議，大家或多或少地都進入了幾個觀念上的誤區，應該要予以釐清，正面以對，而不是用「是否接受醫師專業判斷結果」概括正反的立場。
刑法並非規定有精神障礙者不罰
今天許多爭議點都集中在《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但事實上，刑法並非規定有精神障礙者不罰，更不是過去有精神病例就能無罪免刑。因為《刑法》第19條第1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也是大家討論時常常忽略的三個字：「行為時」。
所以是否適用這一項規定，要看「行為時」是否無辨識能力，以及「精神障礙」與「無法辨識」間的因果關係。也就是犯嫌在殺人那瞬間，是否完全無法判斷正在殺人或做違法行為。因此《刑法》第19條也有第2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之空間，甚或還有第三項「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所以絕不是只有「殺人無罪」一種判定。
這幾天，筆者也重新查閱過前後共約5000件判決，提到的都是《刑法》第19條是一個「例外規定」，畢竟刑法的精神是要處罰一個人知道違法卻還故意為之，若對犯行時沒有判斷能力者做出懲處，的確有違法理。但不能因有例外規定，就能無限擴大使用。所以今天爭議雙方不管是支持或反對判決，如果聚焦在是不是過往有精神病例就能無罪免刑，其實模糊了焦點，也誤解刑法第十九條的精神。
被告是唯一在場者，被害人無法為自己辯護
同時，既然要有特例、例外情形，法院就應該讓檢方與被告犯嫌都能就「行為時無法辨識」乙項，都能舉出專家証人或是証據充分攻防，而不是單純仰賴鑑定報告。畢竟鑑定人不在犯罪現場，也非法律專業，而不應論斷法律構成要件與「因精神障礙導致殺人當下不能判斷違法」的因果關係！
尤其，法官在判決書中也明載，「並非行為人一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形，即當然符合不罰、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且行為人於行為之際是否確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辨識能力顯著降低，應由法院依據行為當時所有之客觀狀態及行為之每一細節」。 （相關報導： 批思覺失調變殺人犯「免死金牌」 孫大千槓上蔡英文：司法改革到底改了什麼？ ｜ 更多文章 ）
當然法官是否認定被告行為時，能否「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是控制能力是否達到「不能控制、完全喪失控制能力之程度」，可以在已公布的判決書中看到法官的見解。但實務上，法官似乎全採精神鑑定報告內容而與法條規定不符。殊不知，即使沒有精神障礙病史者，做出殺人等犯行的那一刻，哪一個人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