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警察李承翰在列車上遭逃票的鄭姓男子持刀刺殺後傷重不治，法院認定鄭男有精神障礙，一審判決無罪，頓時之間，各方「恐龍法官」罵聲不斷，協助鑑定的精神科醫師遭出征；家屬更悲憤於正義無從伸張。作為警眷子弟、作為法律人，這種結果實在讓人悲慟。就法論法，尤其看過判決書之後，本件判決是否正確，真有許多可爭論的疑慮，也難怪會引起社會如此強烈反彈。
簡言之，精神障礙不能成為犯罪者的免死金牌。尤其近期從小燈泡案、牙醫診所殺人案、新店隨機殺人案，到這次的殺警案，一件件攸關人命的重大刑事案件中，越來越多的人用精神障礙、思覺失調當理由企圖脫罪，已引發社會疑慮。尤其從這次無罪判決引發的爭議，大家或多或少地都進入了幾個觀念上的誤區，應該要予以釐清，正面以對，而不是用「是否接受醫師專業判斷結果」概括正反的立場。
刑法並非規定有精神障礙者不罰
今天許多爭議點都集中在《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但事實上，刑法並非規定有精神障礙者不罰，更不是過去有精神病例就能無罪免刑。因為《刑法》第19條第1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也是大家討論時常常忽略的三個字：「行為時」。
所以是否適用這一項規定，要看「行為時」是否無辨識能力，以及「精神障礙」與「無法辨識」間的因果關係。也就是犯嫌在殺人那瞬間，是否完全無法判斷正在殺人或做違法行為。因此《刑法》第19條也有第2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之空間，甚或還有第三項「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所以絕不是只有「殺人無罪」一種判定。
這幾天，筆者也重新查閱過前後共約5000件判決，提到的都是《刑法》第19條是一個「例外規定」，畢竟刑法的精神是要處罰一個人知道違法卻還故意為之，若對犯行時沒有判斷能力者做出懲處，的確有違法理。但不能因有例外規定，就能無限擴大使用。所以今天爭議雙方不管是支持或反對判決，如果聚焦在是不是過往有精神病例就能無罪免刑，其實模糊了焦點，也誤解刑法第十九條的精神。
被告是唯一在場者，被害人無法為自己辯護
同時，既然要有特例、例外情形，法院就應該讓檢方與被告犯嫌都能就「行為時無法辨識」乙項，都能舉出專家証人或是証據充分攻防，而不是單純仰賴鑑定報告。畢竟鑑定人不在犯罪現場，也非法律專業，而不應論斷法律構成要件與「因精神障礙導致殺人當下不能判斷違法」的因果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