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政治（realpolitik）經常令人感到悲哀絕望，因為，國家、集體的利益和個人的正義不但未必相符，有時甚至是衝突的；幸運的是，這次的香港佔中要求真普選，和台灣的利害習習相關，基於民主原則，台灣應該支持香港佔中，考量現實利害，台灣更不能置身事外。
香港和台灣的連動關係，國內有兩派不同看法，樂觀的如國民黨官員，高唱「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綠營則相當悲觀，從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到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都不斷提醒，擔憂今日香港預言明日台灣的命運。
諷刺的是，究竟那一方預言正確，卻是操之習近平手中，最後仍要視北京如何處理香港普選問題而定，習近平面對香港爭民主的態度，可以反過來驗證，到底是台灣的悲觀派還是樂觀派贏了這一次的歷史大預測。（當然，我相信即使悲觀派，都寧願自己預測錯誤）。
這是個典型的三方博奕，台灣有學者以相當悲壯的「終局博奕」來形容香港佔中運動，終局如果是指北京願意讓步，給民主普選一定的空間，多數的國際觀察者相當悲觀，這顯然是北京所不願為；但是如果弄到最後武力鎮壓，對北京必然大傷，因此，對北京而言，最好的結果應該是，讓香港人反制香港人，以暴力黑道讓和平佔中變調，甚至讓佔中運動內耗自傷，最後自然消退，這可能是北京眼中最好的終局。
然而，這是否成為香港的終局猶未可知，但絕對不是三方博奕真正的終局，因為，在香港之旁的台灣目光炯炯，緊盯事態的發展，台灣從未接受「一國兩制」，但是當香港連「一國兩制」都不可得，自主性蕩然無存時，兩岸更難有互信。
當然，這也是習近平的博奕，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中共高層幹部前二年最愛重讀的名著，但是書中解讀法國大革命的名言，「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顯然被中共高層反過來讀，「為了避免失去權力，絕不可對改革者讓步」，但是，當壞政府堅決抗拒改革，是否就可對革命免疫?這恐怕也是獨裁統治的一廂情願。
然而，習近平的博奕不只攸關共產黨能否永遠在中國獨佔權力而已，也攸關台灣對兩岸未來的看法及選擇。
台灣比香港幸運之處是，我們趕上「蘇東波」（蘇聯及東歐）後的民主化浪潮，在民主化的同時畢其功於一役完成總統民選，這必須歸功於台灣最了不起的馬基維利主義者李登輝，從香港普選事件得到的事後之明是，我們如果愈晚推動總統民選，遇到的阻力顯然會愈大。
歷經四次總統民選，「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已變成藍綠政黨朗朗上口的台詞，然而，何謂主權，去年來台的思想史巨擘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闡釋霍布斯的理論，「當我們同意授權於一位主權者時，就將自己由純然的雜眾轉化成為一個統一的團體。」台灣不常出現反中為名的大規模遊行，並不是台灣對統一不排斥，這反而顯示台灣的自信，常民的政治行動，日常的選舉投票，就是一種共同體的演練，不到非常時刻，這樣的共同體是不用亮劍出鞘的。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如何定位兩岸關係，是每一個政黨、每一位國家領袖的大課題，甚至是每一位國民的錐心之憂。至少，如果香港的自由市地位璀燦如昔，台灣還有可能相信中國有一絲絲的善意，否則，當香港自由淪陷，還有一點選擇權的台灣，就必須重新檢視兩岸定位，至少不能束手就擒。
所以，當江揆盛讚佔中是理性的追求民主，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是沒有核心訴求時，他其實說得太早。
江宜樺的弦外之音是，台灣的處境和香港不同，現狀當然如此，但是台灣內部顯然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台灣和香港兩者並非沒有類似的跡象，例如，香港有親中大亨，台灣亦有親中財團，露骨程度急起直追；香港的媒體從廣告到編採自由、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中國力量赤裸裸的恫嚇，同樣的戲碼在台灣也已經現形。台灣如果是個完全的獨立的國家，這些都只是形同實異的鬧劇，但是，當台灣的主權頻頻受挑戰時，形同最後是否淪落為實質也相同，不得不引人深憂。
而香港，正是台灣的觀測點，台灣當然要目光炯炯的注視香港的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