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Z》講得是希臘軍事政權暗殺左翼國會議員、但正直的檢察官及記者盡責調查真相的故事，電影中那位一號表情但窮追不捨的檢察官令人印象深刻，但我最難忘的還有，軍方反動勢力最後反撲，又禁止了一系列事物，一長串名單中，「社會學」赫然在列。
所以，當國民黨立委蘇清泉日前在立法院質詢，在批評學運後脫口而出說，「社會系、社會學研究所都在研究什麼」時，也許，他和希臘軍頭有同樣的誤解，認為社會學和社會主義是同一件事，甚或社會學就是激進的革命之學。
這顯然是一大誤解，而且，無論喜不喜歡社會學這門學科的人，可能都有同樣的誤解。
事實上，社會學宗師級的韋伯不論在學術或政治立場上，都不欣賞馬克思或社會主義，他的著名演說〈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就是批評1918年德國左派在慕尼黑成立蘇維埃政府是不負責任的作法。
他的批評如此嚴厲，「如果信念政治家突然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而舉起標語:『世界蠢笨無恥，我則不然；該對結果負責的不是我，而是別人----』，那麼，我就要坦白地問:站在這種信念倫理背後的那個內在比重的尺度是什麼，我十次有九次碰到的都是空心大佬棺，他們不把手上有的當回事，卻陶醉在浪漫的情感之中。」
他談到政治家必須有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三種人格特質時，還說「我所謂的熱情，和我已故朋友齊默稱為『沒有結果的亢奮』那種心態，是兩回事。後面這種心態，是某一類知識分子的特色；而在今天，在這場被傲稱為『革命』的狂歡中，這個心態對我們的知識份子，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即使痛批左派人士空有「亢奮的熱情」，如果韋伯活在當代，他會如何看待台灣這段時間的「革命」風潮，我真的不敢論斷；但是不論左右，韋伯值得尊敬之處仍在知識分子風範，中研院研究員錢永祥曾在〈韋伯與盧卡奇─消散在時代風暴中的友誼〉，談到這一段理念相左卻仍然動人的友誼。
1970年代當盧卡奇被問到韋伯如果不是早已去逝，後來是否會和許多同僚一樣，和納粹妥協?
盧卡奇的答案是「絕對不會」，因為韋伯是絕對誠實的人，他談到有一次某德國大學有一個教授職位出缺，請韋伯推薦人選，回信中韋伯列了三個名字，並指出「這三個人都非常優秀，但你們不會選中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位，因為他們都是猶太人。所以我再附上三個名字，這三個人每一位都比不上前面三個，不過你們一定會選用這三位中間的一位，因為這三位都不是猶太人。」
無獨有偶的，另一位社會學大師涂爾幹也有同樣的風範，法國在1894年發生軍方刻意誣陷猶太軍官德雷福斯事件，此一事件讓法國知識分子分裂，作家左拉寫了一封「我控訢」信給法國總統，而涂爾幹正是聲援德雷福斯的知識分子之一。
後代社會學家常為涂爾幹究竟是不是代表保守勢力而爭論不已，但對我這樣社會學的後學，仍然不能忘懷的是讀到這段歷史的內心顫動，「知識分子當如是也」。
當然，另一位右派的社會學大家就是離當代較近的法國的雷蒙．阿宏，他介紹馬克思的社會學理論，是許多學子必讀的，但他的學術兼報人生涯，卻是和左派、尤其是左派的知識分子的論戰生涯；在法國68年的5月學運時，他是少數出面批判學生的，一度成為扺抗五月運動風潮的「英雄」，但在學生心目中，阿宏是不折不扣的「反動」分子，學生們要讀他的作品，「要做一些提防性的準備工作」。
幸運的是，歷史對阿宏是友善的。在1975年代，蘇聯政權已跡近破產，就阿宏當年和左派知識分子的論戰而言，阿宏是站在歷史正確的那一邊，部分年輕的知識分子才又開始重尋阿宏的思想。《雷蒙．阿宏:入戲的觀眾》一書，就是阿宏與68學運世代的對話。
318學運確實是台灣近年來少數的定義性事件，我的同事呂紹煒寫了經濟學界的困擾，還沒有人寫的就是法學界，顯然也有一番知識的典範轉移，這都是值得好好花力氣研究的。
至於社會學，雖然近來忽然引人側目，但這是個永恆的誤會，就像我20幾年前誤入歧途轉系，以為可以將搞革命的學問一網打盡。當然並非如此，然而，這還是個美好的誤會，就如當代社會學大師紀登斯所說的，「社會學者，別失望，你們仍有一個世界可以去贏取，或至少有一個世界可以讓你們去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