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個月總會有一、兩次到台北市衡陽路、桃源街一帶用餐，去的路線不一，視吃飯前的「行止」而定，有條條大路通羅馬的不同走法。回來的路線則較固定，從中山堂地下停車場出來，習慣從延平南路、衡陽路右轉中華路，直走北門，穿過火車站前的地下道，從忠孝東路接八德路回家。
北門口的台北郵局是日治時期融合古典與現代的折衷型主義建築，外型極為壯觀、也極具親切感，我年少時代在台北市區幌蕩，縱使不買郵票，無信可寄，也喜歡悠閒自在地穿過郵局內部廊道，看著辦「郵政」的人們。台北郵局現已成為國定古蹟，前一陣子正在整修，佈滿鷹架、綠色護網，像動了ㄧ場大手術、面目模糊的人，讓我心情一陣鬱悶。
這天晚上在桃源街吃完牛肉麵，沿著中華路，到漢口街時，靈機一動，改右轉直走，就是不想再看到落魄的郵局。車子穿過延平南路、博愛路到重慶南路口，迎面就看到「三角窗」那棟門面嵌著「台灣商務印書館」大字的建築物，有如看見久未謀面的老友般溫馨。然而，再一眨眼，一樓店面怎麼變服裝行？裡面賣的是每件兩百元上下的衣服，它的擺設與具百年歷史的商務印書館格格不入，原來堂而皇之的建築物，變成夜市的一部分，人文氣質頓失，連街景都顯得淒涼。
重慶南路一段以前書局、出版社林立，雖雜有飯館、銀行等各行各業，但百餘家書店「結市」，使得書店街自然形成。除了一般「圖書總匯」的店家，最重要的是幾家具歷史悠久，由名家主持的大書店。站在忠孝西路口的重慶南路上，往二段方面看過去，右邊有台灣省教育廳附設的台灣書店、遠東圖書公司、中華書店、正中書局……，左邊則有台灣商務印書館、五洲出版社、世界書局、東方出版社……，後來三民書局也出現了。其中成立於一八九五年、原名台灣書籍株式會社的台灣書店，以及一九四五年從新高堂舊址改建的東方出版社，都是日治時期即已存在的老書店。
我在大學唸書的年代，台灣還在戒嚴，白色恐怖的陰影猶在。許多書局翻印當代中國文史哲出版品，包括點校本與注釋本，可能因老闆、主編的黨政關係特佳，可以讓「有關單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過還是有所顧忌。「陷匪區」學者、作家的著作，常以「編輯部」或另取名號。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把作者改成鄭篤，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曲史》中譯者王古魯變成王吉盧，中華書局翻版《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譯者向達改稱向逵，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則改名為《中國文學發達史》、作者署名「編輯部」。
以往我來重慶南路多購買大書店的本版書，最常去的是台灣商務、中華與世界，花的錢也最多。這三家書局都創辦於民國初年，大本營皆在上海。商務出版的大部頭書籍除了買不動的四庫全書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其餘諸如四備叢刊，中國文化史叢書或小開本的人人文庫，都可零星購買。在中華書局常挑選據武英殿本校刊的四部備要，大一暑假（1968）還以六百元「大鈔」買了上下冊《辭海》，當時有點心痛，卻一用就是四十幾年，後雖購買新版《辭海》，但這部舊書一直伴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