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島40周年拍陳菊往事 導演鄭文堂:經歷過黑暗,不要再把光遮起來

2019-11-28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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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台語台首部自製戲劇《自由的向望》邀請3位不同世代導演,以對於自由、民主歷程的感觸,各自拍攝一段30分鐘的短片。圖為《吹海風》劇照。(公視台語台提供)

公視台語台首部自製戲劇《自由的向望》邀請3位不同世代導演,以對於自由、民主歷程的感觸,各自拍攝一段30分鐘的短片。圖為《吹海風》劇照。(公視台語台提供)

自由的意義是什麼?今年是美麗島事件40周年,公視台語台將推出戲劇《自由的向望》(Tsū-iû ê Ǹg-bāng),邀集三個世代導演,共同訴說對台灣民主歷程的記憶。其中導演鄭文堂的《吹海風》,將描述陳菊1986年出獄後,歷經6年黑暗終於看到海的心情;鄭文堂表示,吹海風代表的是看到民主的光,「經歷過黑暗,光是很重要的,不要再把那些光遮起來,自由的向望是珍惜這個光。」

公視台語台首部自製戲劇《自由的向望》,邀請到鄭文堂、蘇奕瑄、朱平3位不同世代導演,以對於自由、民主歷程的感觸,各自拍攝一段30分鐘的短片,分別為以陳菊經歷為基底的《吹海風》、以318學運為背景的《家族無共識》,以及影射李明哲事件的《回來就好》。

《回來就好》描述自冠民的爸爸到中國學術交流,卻與家人失聯,後來發現竟是被中國政府拘捕並起訴,冠民的媽媽因恐懼選擇沉默,母子的裂縫因此逐漸加劇,更在冠民翹課參加反送中遊行後正式引爆。

該片導演是1992年出生的朱平,他表示,以自己的年紀,他生長的台灣從來就是自由的,「但我想知道,是怎樣從不自由走到自由的台灣。」《回來就好》也提到香港反送中,希望讓觀眾先認識台灣,再放眼關注國際情勢,「我的年紀經歷的台灣已經是自由的,要更知道保護自己自由民主的方法。」

20191128-公視台語台首部自製戲劇《自由的向望》邀請3位不同世代導演,以對於自由、民主歷程的感觸,各自拍攝一段30分鐘的短片。圖為《回來就好》劇照。(公視台語台提供)
《回來就好》的導演朱平想知道,「台灣怎樣從不自由走到自由。」圖為《回來就好》劇照。(公視台語台提供)

代表「中世代」的蘇奕瑄則交出《家族無共識》,描述318學運爆發時,欣樺因奶奶的忌日回到老家,家族氣氛的詭譎與家人彼此間的矛盾隨著時間逐漸浮上檯面。

蘇奕瑄表示,她國高中時期唸三民主義、中國歷史與地理,當時教育沒那麼開放多樣,家裡政治傾向比較傾藍,自己以前也很政治冷感,後來去法國唸電影,「知道世界怎麼看我們,才找到對這塊土地的認同。」

蘇奕瑄談到,自己這代人對民主、自由的想像,跟上一代人很不一樣,「像現在選舉到了,大家對自己父母都有些憂愁」,這個世代鴻溝好像一直都存在家族裡,這也是他的親身經歷,318是他參與民主運動的開始,也是台灣這個世代很重要的轉捩點,希望藉由《家族無共識》,來講家族認同的故事,會用比較詼諧、黑色喜劇的方式呈現。

20191128-公視台語台首部自製戲劇《自由的向望》邀請3位不同世代導演,以對於自由、民主歷程的感觸,各自拍攝一段30分鐘的短片。圖為《家族無共識》劇照。(公視台語台提供)
代表「中世代」的蘇奕瑄拍攝出《家族無共識》。圖為劇照。(公視台語台提供)

《吹海風》由鄭文堂執導,描述1986年陳菊因美麗島事件遭逮捕,歷經6年牢獄後,被警總從台北送回宜蘭三星的路程,「描寫那時候在海邊,她6年來第一次看到海、聽到海風的心情。」

鄭文堂表示,1958年出生的他經歷過戒嚴時期,曾經參與街頭運動被電視台拍到,過兩天就會有里長、警察去家裡跟他媽媽說,「你兒子在台北學壞,不要讓他繼續這樣下去」,因此他想拍出戒嚴跟解嚴的氣氛,「所以看到光,對我的感覺很深,吹海風是看到民主的光。」

鄭文堂解釋,他跟陳菊認識,又有都是宜蘭人的淵源,拍《吹海風》時,有去總統府找她拜訪,聊了半小時左右,故事是從她說那天看到的景象改編而來。

20191128-今年是美麗島事件40周年,公視台語台將推出戲劇《自由的向望》,邀集三個世代導演訴說對台灣民主歷程的記憶。圖左起為媒體聯訪主持人高偉豪、導演鄭文堂、蘇奕瑄與朱平。(公視台語台提供)
今年是美麗島事件40周年,公視台語台將推出戲劇《自由的向望》,邀集三個世代導演訴說對台灣民主歷程的記憶。圖左起為媒體聯訪主持人高偉豪、導演蘇奕瑄、鄭文堂與朱平。(公視台語台提供)

片中,陳菊也在回鄉的車上,魔幻地與陳智雄相遇。因推動台灣獨立運動於1963年遭到槍決的陳智雄,據其獄友施明雄所述,當時陳智雄的雙腳被以斧頭砍斷,並被拖往刑場,而陳智雄至死仍不斷高喊:「台灣獨立萬歲!」

「他有堅定的靈魂跟意志,即便拖出去槍斃,都還在喊他的政治主張。」鄭文堂說,其實陳志雄跟陳菊是不同世代的人,也沒碰過面,自己用魔幻寫實手法讓兩人相遇,「以我的角度來說,陳菊這一輩犧牲很大,以陳菊角度,他的前輩犧牲更大」,民主的歷程是很多人付出巨大犧牲,才讓我們如今可以自由拍片、自由表達。

從戒嚴時期,便加入「綠色小組」拍攝街頭運動紀錄片的鄭文堂回憶,1981年三義空難事件時,他去松山機場拍攝家屬抗議,突然就被憲兵抓走,關了一天多才被釋放,中間要上廁所也不行,因此他對黑牢很有感觸,「經歷過黑暗,光是很重要的,不要再把那些光遮起來,經過戒嚴、全民改選,到現在可以大聲講你的主張,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自由的向望是珍惜這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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