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台灣的民主一起長大，我們的青春經驗是什麼？《我的青春，在台灣》選摘（3）

編輯的話：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結束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然而，台灣並非就此無縫銜接到太平歲月。從長期的威權邁向民主，社會內外經歷劇烈的變化，既有過往被壓制的聲音翻上檯面，更有價值與認同上的分歧露出地表。我們今天可以輕易數出一些新聞事件，視為這段歷史的里程碑，如五二○農民運動、第一次北高市長及省長直選、第一次總統直選… …等等。然而，對於實際在台灣生活的人而言，過去三十年的政治社會轉型，還有更多是超越短期事件，在日常、隱微的層次上，長期地發生著作用。這些雖是集體歷史的一部分，但細微的感受卻是只有在穿透「集體」的表膜、進入個人生命史的微觀視角時，才能看得清楚。

傅榆的《我的青春，在台灣》，我們認為有一層意義，是透過傅榆、在個人生命經驗的層次上，更細微檢視台灣過去三十年的歷史。

入戲的觀眾

當年，我依然還沒有投票權。在班上，同學間偶爾會聊到家裡的人要投給誰的問題。一位在團體裡面比較有主見的同學率先說出自己支持宋楚瑜，一直不太敢直接發表意見的我，這時才敢接著說我也是。至於當時我為什麼喜歡宋楚瑜，跟爸媽的政黨傾向有絕對的關係。

自我有印象以來，我們家的電視幾乎都停在新聞台，而且一定是「TVBS」或「中天」，也就是普遍印象中比較「偏藍」的電視台。耳濡目染之下，我很自然就接受新聞的立場。我爸媽是從東南亞來到台灣的華僑。媽媽小學時已經在台灣讀書，受的教育自然是國民黨執政下的價值觀。爸爸在馬來西亞讀華僑中學，所讀的課本、傳遞的價值觀應該也與當時的台灣相近。對當時的他們而言，來到台灣，是一個「愛國」的選擇。在他們的認知當中，「中華民國」是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需要被三民主義統一的。這是他們的史觀。他們認為國民黨是正統，而總是發出反對聲音的民進黨，則是社會亂源。

核四廠興建與否，曾是台灣社會爭論不休的話題

在那段時間，核四廠興建與否是台灣社會爭論不休的話題，不僅牽動著那場選舉的選情，甚至延伸到選後。後來，為了停建核四，陳水扁總統還換掉了僅任命一百三十九天的國民黨籍、軍人背景的行政院長唐飛，國、親、新三黨更在立法院提出總統罷免案。

高中有一位地理老師，我和同學都很尊敬她。在接近總統選舉期間，地理課本剛好上到核能發電的議題，現在回想起來，不知道那位老師有沒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是不是有意灌輸我們特定的觀念。我記得她說：如果不是因為人為疏失，其實核電是很安全的。老師說的這個觀念深植我心，所以後來在電視上看到有候選人發表關於核四的言論，我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想建核四？例如呂秀蓮說台灣的電還夠用七年，所以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尋找替代方案；另一方面又看到宋楚瑜表態，說從長遠來看，核電是必須的。那時候我想，既然不是人為疏失就很安全，為什麼要短視近利，因為還能撐七年就不蓋核四？我當時完全沒有嘗試理解另外一面的資訊，也不會想到：雖然沒有人為疏失就很安全，但也不代表零風險？我也不曉得興建核四廠比較受益的是工業用電，而不是民生用電。我還沒有辦法很全面地接收資訊，就自以為是地下了判斷。

總而言之，我就這樣跟著父母一起支持宋楚瑜。後來，當宋楚瑜因競爭國民黨候選人資格失利，要另組親民黨，我爸還興沖沖地說要加入。事後證明他根本沒去，只是說說而已。這或許也顯示了我們家這種選民的間歇性熱情吧。那時候雖然很失望，但是過幾天也就不怎麼生氣或難過了。當時的我可能就像在看各種球賽一樣，一定要有支持的球員或隊伍，看球賽才會有參與感，而且對對手也要找到一些仇視他們的原因，整個過程才能更入戲，不然就好像平平淡淡地看過去，枉費了四年一次的大盛事一樣。 （相關報導： 新新聞》專訪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鏡頭下的青春與國族認同 ｜ 更多文章 ）

作者傅榆從事獨立紀錄片工作，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我的青春，在台灣》（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