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總統很關照少數族群。你也知道，我們有錢人在社會上真的是少數。」
近來令人跌破眼鏡的政治現況，讓許多人對進步與改革不抱期望。懸殊的貧富差距，讓政治世界兩極化，彷彿回到了一九二○年代。美國經濟學者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指出，在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的美國國會，共和黨與民主黨支持者重疊的比例很高，但隨著貧富差距拉大，中間支持者也逐漸往兩邊跑。這種政治兩極化的現象也出現在歐洲。中間偏左的執政黨派，放棄了那些深受貧富差距所苦的人們，這些受害者也因此對執政黨大失所望；另外，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反社會價值觀也越來越盛行，這些因素都讓極右派和極左派再次崛起。在美國，川普（Donald Trump）靠著弱勢選民當選美國總統，搞不好連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勝算都比希拉蕊（Hillary Clinton）還大。
二○○八年爆發金融危機後，出現了占領華爾街運動，世界各大領袖終於開始意識到貧富差距的成因──雖然他們尚未付諸行動，但至少已在言談中有所表示。美國總統歐巴馬將貧富差距稱為「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關鍵挑戰」，天主教教宗也將其描述為「社會問題的根源」。前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莉絲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都發出類似強烈聲明。雖然許多人低估了規模，但為數不少的國家其民調顯示了多數人口（有時高達八成）認為貧富差距過於懸殊。在一份美國的研究計畫中，研究團隊讓人們瀏覽瑞典與美國的財富分配圖（並未在圖上標註國名），約有九成的受訪者表示較偏好瑞典的財富分配方式。有趣的是，此比例在民主黨與共和黨選民之間並無差異，就算在富人與窮人、男性與女性之間也一樣。
雖然公眾聲量不容忽視，但可解救現況的行動仍寥寥無幾。藉由「最低工資運動」（Living Wage），許多英國的大型公共機構與民間單位都提升了雇員的最低工資。在英國，有將近二十五個由工黨（Labour Party）主導的地方政府，都成立公平委員會（Fairness Commissions）來提供縮減貧富差距的政策建議。在國際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已與避稅天堂達成協定，要求這些地區的稅務機關與銀行提供帳戶資訊，藉此清查逃稅行為。遺憾的是，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貧富差距仍未有縮減的跡象。
證據清楚指出，政治壓力能有效縮減貧富差距。但如圖9.1所示，一九八○年後政治力量逐漸弱化，貧富差距又再度擴張。當勞工運動逐漸式微，社會民主黨派往右移動後，一九二○年代後的社會改革與進步又開始走回頭路。新聞媒體指出，英國目前聘有管家或傭人的家庭總數，已超越十九世紀時期的數量。慈善廚房與食物銀行重新開張，而領有巨額所得的上流階級同時也在建立專屬他們的財富王國，讓後代子孫繼承巨額財產，享有舒適安逸的人生。 （相關報導： 小商號與技術市民，是趨向繁榮的重要元素：《城市的勝利》選摘（2） ｜ 更多文章 ）
這些退步的社會現象，顯示上一代人們未能提出有效的改革策略，無法將進步的種子深耕於社會中。若要縮減貧富差距，必須透過稅制改革與社會福利制度來進行「所得重分配」（income redistribution）；但在搖擺不定的政局中，只要領導人一聲令下，這些策略就有可能被註銷。經濟民主是改革的穩健基石，唯有透過類似的結構性變革，社會才能穩健地往平等的端點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