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雄甘地說：「真實的印度不存在於少數幾座城市中，而是存在於七十萬個村落裡。」又說：「國家民族的茁壯不能仰賴城市，而要仰賴村落。」他的話反映了印度長久以來的反都市性格。但這位偉人錯了。印度的成長幾乎完全仰賴城市。都市化與國家繁榮幾乎完全相關。平均而言，印度人口居住在都市的比例每增加一成，印度的人均產出便增加三成。有大多數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國家，其人均所得要比有大多數人口居住在鄉村的國家高出將近四倍。
人們存在著一種迷思，認為即使城市更繁榮，仍會使人過著悲慘生活。然而根據報導，比較快樂的國家，往往是都市化比較高的國家。在人口有一半以上居住於城市的國家，有三成的人說他們非常快樂，有百分之十七的人說他們不是非常快樂或完全不快樂。在有一半以上人口居住於鄉村的國家，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說他們非常快樂，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說他們不快樂。從各國數據來看，生活滿意度往往與人口居住於都市的比例成正比，即使在所得與教育都受到限制的國家也是如此。
所以，像孟買、加爾各答與班加羅爾這樣的城市，提升的不只是印度的經濟，還有印度人的幸福。當然，這些城市並非外來文化的產物，正如紐約絕非來自美國以外的文化產物。無論如何，城市是每個國家的優秀人才最能一展長才的地方。
城市可以集眾人之力締造出精采成果，這不是什麼新奇的觀點。數世紀以來，創新的成果總是在擁擠的城市街頭藉由口耳相傳四處傳布。佛羅倫斯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天賦的爆炸性展現，是都市人口集中所產生的巨大附帶效果；而佛羅倫斯的財富其實源自於相當乏味的事業：銀行業與製衣業。然而，今日的班加羅爾、紐約與倫敦「仰賴」的則是自身的創新能力。工程師、設計師與商人之間的知識傳遞，與畫家之間觀念的飛躍是一樣的，都市的人口密度一直是這種過程的核心。
即使所有城市擁有紐約與班加羅爾的活力，並不表示都能走向成功。一九五○年，底特律是美國第五大城，人口一百八十五萬。二○○八年，底特律的人口降到七十七萬七千人，不及過去的一半，而且居民還在持續外流。一九五○年的美國前十大城市中，有八座城市在今日已喪失了至少五分之一的人口。底特律與其他許多工業城市的失敗，反映的不是城市整體的缺失，而是這些城市失去了活力，無法進行城市的再創新。
當城市擁有許多小商號與技術市民時，城市往往能走向繁榮。底特律曾經是彼此連繫的許多小發明者構成的忙碌蜂巢──亨利．福特（Henry Ford）只是諸多聰明企業家的一員。但是福特的絕佳想法所產生的巨大成功使人沖昏了頭，反而毀了這座歷史悠久的創新城市。底特律在二十世紀的成長把數十萬名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送進龐大的工廠中，這些工廠變成了與世隔絕的堡壘。工業多樣性、企業家精神與教育有助於發明創新，但底特律模式反而會造成城市衰退。工業城市的時代結束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 （相關報導： 我不是找一份工作，而是找一個家庭：《嗜讀者》選摘（1） ｜ 更多文章 ）
許多官員面對城市一蹶不振時，總是不實地幻想利用大規模建設計畫來重振昔日繁華──新體育場或輕軌系統、會議中心，或住房計畫。然而，公共政策可以抵擋都市變遷浪潮的例子實在少之又少。我們不能忽視「鐵鏽地帶」（Rust Belt）的窮人需求，公共政策應該幫助「窮人」，而非「窮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