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六四30年，台灣雖然站在聲援抗爭者的一方，視角卻與當年不復相同。30年來，標語從「血脈相連」變為「捍衛人權」，聲援六四已從擁抱「民族情懷」，轉為「普世價值」。
1989年6月3日深夜，共有上萬名來自全台各地的民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人們藉由衛星電話與在天安門聚集的學生連線，直到凌晨0時20分，電話那頭傳來「現在解放軍開槍了…」隨後連線中斷，中正紀念堂廣場哭聲一片。
回想起這段過程，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說，六四事件爆發時，他還是大學生，對當時的氛圍格外有感。
曾建元表示，當時台灣解嚴近兩年，報禁也解除一年半，社會追求言論自由與天安門學生訴求不謀而合，加上當時台灣社會的民族情感認同，仍以「中國人」為主，格外能產生共鳴，所以聲援人潮踴躍。
他也認為，受到六四事件的刺激，台灣知識分子意識到，雖然台灣自詡屬於民主陣營，卻仍有「萬年國民大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威權象徵，「與中共也沒差多少」；「既然大陸可以（上街頭），為什麼我們不行？」這種「輸人不輸陣」的情緒，間接催化出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
曾建元表示，中共鎮壓六四事件引發國際社會譴責，使得政府在面對「野百合學運」時決議避免武裝衝突、和平處理，甚至願意採納學生意見，陸續終止動員戡亂、廢除萬年國大代表。顯見「六四事件」某種程度對台灣的民主化具有一定影響。
不過，隨著民主轉型開始，台灣政壇的政治訴求也漸漸分為統、獨兩派。曾建元認為，這是台灣對六四產生不同聲援態度的轉捩點。
他表示，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本土意識抬頭，「大中國」國族認同感在台灣漸漸流失；但中共經濟實力也在這段時期崛起，過去聲援六四的統派人士漸漸朝北京當局靠攏，這一度使得「六四議題」在台灣乏人問津。
曾建元指出，直到2009年，六四學運領袖王丹來台任教，才漸漸凝聚香港、台灣學生重新拾起聲援六四的大旗；而訴求自然也從「民族情懷、拯救同胞」，轉變為「捍衛人權、擁抱普世價值」。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則表示，六四議題是台灣「統獨左中右」各陣營，在不同時間都曾關注過的議題。但30年以來，中共透過統戰手法，讓部分的台灣政治人物淡化對六四的關注，甚至延攬他們成為座上客，收編來為中共宣傳。
他直言，前總統馬英九、總統蔡英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乃至新黨黨主席郁慕明，都曾聲援過六四，現在六四30年，「還剩誰敢提這個議題？」
楊憲宏表示，中共至今不願為六四正名，且持續加強社會控制鎮壓異己，「六四並未結束，不是歷史，而是現在進行式」。這種狀態只會更加深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反感，「面對一個不能善待中國人的中共政權，憑什麼能相信，他們會對台灣好」。
他認為，對台灣而言，聲援六四最大的意義在於告訴更多人，六四不是歷史故事，而是真實且持續發生的問題，這也是台灣做為國際民主社會成員的一大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