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可說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自王陽明甚至朱晦菴以後，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大師了。他領導了中國思想四十餘年，如今他雖然死了，他底思想勢將繼續領導下去，其對今後中國的影響或將遠大於他在世之年！
截至目前為止，胡適思想傳播的方式，有一點為古人所不及的，便是胡氏生平講學與傳道沒有依賴過任何政權或槍桿。他風靡全國的言論是全憑他一枝筆一張嘴來傳播的，而這種平和方式的傳播，卻一直遭受著掌政權、握槍桿的強有力人們的鎮壓、防堵和「清算」。可是儘管他們反胡方式是如何地各走不同的極端，他們所得的反效果卻是大同小異的。近四十年來的中國社會中各階層的群眾，接受「胡適思想」可說是如泉流之就下，如春草之方生，是任何力量所不易阻遏的。
胡適思想為什麼有這種魔力呢？
簡單明瞭地來說，胡適思想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為解答這個問題，筆者不學，殊不敢在哲學大辭典上找些名詞來把「胡適思想」加上些什麼「自由主義」或「實驗主義」一類的頭銜，因為這些名詞本身的定義便是閃爍不定的。把「胡適思想」併入「自由主義」或「實驗主義」是會引起誤解的，英語上叫做misleading。
但是在「五四」以後才出生的我們這一輩的中國讀書人，實是受「胡適思想」影響最大的一群。胡適思想對將來中國有沒有更大的影響，便要看這一輩中國知識份子對「胡適思想」的了解和估價。這一輩的中年和青年人，不論他個人對胡氏識與不識，他們對「胡適思想」是各有其公平和善意的看法的。這一輩子的知識份子群眾如能各寫幾篇他們對「胡適思想」的庸俗看法，才可以真正看出胡氏影響的深度，也是紀念胡先生較有意義的方式之一，也就是筆者撰寫本文的動機所在。胡適思想一言以蔽之，便是領導中國完成「現代化」的一種思想。這種思想，既非胡氏所獨有，更不是胡氏所獨創。他是或多或少地存在於當代每個人的心田深處，有的人已覺察出來，有的人或尚未自覺其有這種思想。用句宗教術語，那便是「每個人心裏，都有個上帝。」而胡適之的學問和聰明卻使他變成這個「上帝」的有條理的發言人。他一旦指出，足使每個人都有「夫子言之」的感覺。
胡氏的影響不是在他憑空創立出一種主義來向人說教。他只是有條理地說出這一段文化轉移時代急於要現代化的中國人，大家骨鯁在喉，想說而又沒有本事說出來的話而已。試問什麼是「現代化」的涵義？而胡適之又如何把他有條理地說出呢？
就人類社會生活方式這一點來說，「現代化」便是「民主」，便是「德謨克拉西」。
就人類思想的法則來說，「現代化」便是「科學」，便是「賽因斯」。
民主不只是「共和政體」或「議會政治」。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便是以享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權的「個人」為社會基本單位。社會上各份子，儘管真有貧富之分，賢愚之別，但是他們各個人的「所以為人」的基本條件是誰也不能侵犯的。舉例以明之，在這個原則之下，一個有錢的「人」便決不許拿他的錢去侵犯另一個「人」的人權，而娶她作姨太太。天賦人權，是一個人應有而只應有一個配偶；你不能因為有錢而要強迫另一個「人」只能有半個配偶，或幾分之一的配偶。
再者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中，一個份子的「人權」也是不許自動轉移或出賣的。若有人焉甘願賣身為奴，降志為妾，也是現代社會所不許的。一個社會，以享有基本人權的個人為本位，而不以家庭，階級，或基爾特（guild）為基本單位的社會，謂之個人主義的社會。
這種以各個人為基本單位，然後進而求個體間之共存共榮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便叫做民主的生活方式。議會政治和共和政體只是這一種生活方式的副產品，而非其本質。正因為如此，議會政治雖然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政治，但是「多數人」並不能為所欲為。因為「少數人」亦有其不可剝奪之權利（inalienable rights），「多數人」不能像共產黨那樣一陣舉手或投票，就可把少數人不當人。
這一點是搞「新民主」或「革命民主」的權力人士，和他們底理論家們所不能理解的。因而在現代化的民主社會中，國人服膺了二千餘年社會制度和道德規律的價值，都有重行估定的必要了。
試舉「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來說。我們如反對「君為臣綱」，五十年前的康梁聞此言，一定要怒目相視。但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除最反動的沙地阿拉伯的「王上」之外，恐怕無人敢說不應該了。
再說「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當今縱使最保守的頑固派對這兩綱的解釋恐怕也和科舉時代的人不同了。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原無可非議，而且是任何文化所共同提倡的道德規律。但在我國傳統的社會中，父子、夫婦的關係並
不止於慈、孝、唱、隨而已。我們的綱常事實上是權威。一個家庭中，父親的權威大到可以強迫兒子離婚的程度。做丈夫的權威大到可以在外宿妓狎娼，等到他不幸短命而死，那個可憐的未亡人還要「守節撫孤」，過非人類的苦日子。在傳統的舊家庭中做女人做兒子是沒有獨立人格的。他們只是一個權威的附庸。
因而在這種綱常的權威之下，我們宋代大詩人陸游，清代大散文家沈復（「浮生六記」的作者）底亢儷情深的美滿婚姻，便被這種不可抵抗的權威所毀滅了。
可是陸老太太和沈老太爺如生在今日，試問他們底威權行得通，行不通呢？
再看我國在傳統社會中，一個父親如鼓勵他底死了丈夫的女兒守節，不特鄰里稱頌，認為是道德行為，大皇帝還要旌表呢。但是這樣一個父親在今日便要被批評為殘酷和不道德了。
所以時代推移，在我國古代所稱頌的道德規律，在現代可能反成為不道德了。相反的，以前認為不道德的，有許多在現在反而被認為是道德的了。
道德規律如此，社會制度亦然。以前兩千年不變而且負有重大安定社會力量的各種制度。今後必然都要被淘汰了。
＊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中美外交史1844-1860》、《晚清七十年》和《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2009年10月26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本文選自作者選集《五四新文化》（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