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延迄今5個多月的美以伊戰火並沒有摧毀伊朗，反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變了它。為了生存並建立新的戰略優勢，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不得不適應和創新，改變其作戰方式、國家運行方式和社會管理方式。而且它必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做到這一點。德黑蘭如今對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充滿信心，並決心在國內外鞏固這些成果。這場戰爭催生了一個新的伊朗，一個將重塑中東並在未來多年影響地緣政治走向的伊朗。
新一代推開權力大門 革命與治國理政分離
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最高領導層包括精神領袖阿亞圖拉·賽義德·哈梅內伊（Ayatollah Seyyed Khamenei）等40 多人的斬首行動並沒有導致政權崩潰。相反，它為新一代接管權力打開了大門。新一代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和平民安全官員，他們是在1979年革命之後成長起來的。他們現在占據關鍵決策職位，而他們關於治國和安全的民族主義觀點正在重新定義伊斯蘭共和國。伊朗政治和武裝力量新的管理階層，即革命第三代，除了革命後的伊朗之外一無所知。
武裝力量和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一軍官階層的成員，連同他們所屬的安全機構，采用了一種結構化、技術官僚式的文化，以及一種圍繞國防而非革命意識形態建立起來的戰略視角。他們以一種領導人的信心進行治理，這些領導人相信自己已經在兩場對抗軍事上更強大力量的戰爭中（去年的12日戰爭和今年規模大得多的沖突）成功保衛了伊朗，實現了革命曾經只是承諾過的事情：美國力量在中東的真正削弱。
新一代領導層大多數人在伊斯蘭共和國建立時還是兒童，並在相信它有權統治的環境中長大。這些人不是一路鬥爭奪取權力的；他們是在權力機構內部成長起來的，把自己的合法性視為理所當然。標志著創始一代的那種不安全感—那種不斷需要證明革命是真實的、它的主張是嚴肅的、舊精英確實已經被擊敗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存在。他們不是在保衛一場革命。他們是在管理一個國家。
新一代已經把革命與治國理政分離開來。在國內外，它既不擁護革命式的宏大姿態，也不倡導革命行動主義。新領導人是體制內行動者：務實、堅硬的民族主義者，以清醒的眼光評估伊朗的能力和脆弱性。不同於他們的前任，他們能夠運用戰略耐心並果斷行動。他們經常並公開地審視伊朗的弱點—這是創始一代因太缺乏安全感而無法誠實做到的事情—並把這些弱點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正是這種本能，推動了德黑蘭在兩場戰爭之間所做出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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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哈梅內伊「殉難」後 新的國防秩序逐步建立
在2025年6月13日美以發動襲擊之前，伊朗統治者一直認為，他們可以無限期維持與美國和以色列之間一種既非戰爭也非和平的對峙狀態。事實證明他們錯了，而對這種自滿情緒的清算在12日戰爭結束的那一刻便開始了。新的伊斯蘭革命衛隊領導層預計，6月停火協議將會破裂，隨後將爆發另一場戰爭，而且美國很可能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伊朗的大學、研究機構、智庫和政府部門開始舉辦有關經驗教訓和所需變革的討論。在那8個月里所發生的制度變革，比此前10年加起來還要多。許多有關貿易、農業以及經濟和社會服務管理的行政決策權被從德黑蘭下放到各省省會。負責宣傳、與國內受眾溝通以及對外信息傳播的機構也經歷了一次代際更替。長期以來，制度性遲緩一直是伊斯蘭共和國官僚體系的特征；如今，它讓位於迅速適應的迫切需要。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官僚型決策者掌握了主導權。
老哈梅內伊是在家中而不是在地堡中被殺，這一點意義重大。新領導層立即將其死亡塑造成殉難，而這種敘事發揮了作用。哈梅內伊遇刺並沒有打擊這一體系的士氣，相反，它賦予了新一代領導人方向和目標；他們的第一項行動就是圍繞哈梅內伊之死動員伊斯蘭共和國的基層力量。這種宣傳也使更大範圍的伊朗社會群體團結在國旗下。
伊朗在隨後戰爭中的表現反映了新一代的技術官僚式治理方式。長期以來，伊斯蘭共和國一直通過一個混亂而相互競爭的權力中心迷宮運作，這導致了無休止的內部爭論和僵化的惰性。但在兩場戰爭之間，這種混亂讓位於組織紀律和韌性。一個新的最高國防委員會被建立起來，由伊斯蘭革命衛隊將領阿卜杜勒拉希姆·穆薩維（Abdolrahim Mousavi）、穆罕默德·帕克普爾（Mohammad Pakpour）和阿里·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領導，以加快軍事改革。
曾任伊斯蘭革命衛隊將領並於2020年出任議長的卡利巴夫（Mohammad Ghalibaf），以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拉里賈尼（Ali Larijani），則在文職和經濟官僚體系中發揮平行作用，通過各政府部委和地方機構開展工作。這些兩伊戰爭老兵曾在前線學會如何在壓倒性劣勢下進行管理。面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伊朗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革命創始一代迅速圍繞戰爭重新組織國家治理。這些年長領導人監督了向新一代的過渡，而新一代則迅速將分散的權力節點重新整合為一個連貫的決策結構，使其能夠在失去任何單一領導人的情況下繼續運作。
對新一代領導人而言，最重要的勝利就是他們的戰略奏效了。國家在斬首打擊後存活下來。它頂住了美國和以色列的猛烈轟炸，確立了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並抵御了美國海軍封鎖。在這一過程中，它將戰場擴展到波斯灣，對16個美國基地造成嚴重破壞，並使其中數個失去作戰能力。3月，伊拉克民兵迫使美國放棄“勝利營”，這是一處自2003年以來一直被美軍占據的巴格達大型軍事設施。
最後，伊朗領導人已經認識到，經濟困境才是其政治穩定面臨的最大威脅。他們從近年來席卷全國的抗議活動中得出的教訓是，經濟不滿會成為反對派力量的倍增器。4月停火協議剛一宣布，政府便立即推進一項經濟改革方案，取消若幹補貼和受到政治保護的項目，而領導層則將此舉解釋為應對戰爭經濟後果的必要措施。政府急於宣傳基礎設施重建項目—橋梁、鐵路和醫院—表明政府正在邁向一種新的社會契約，這種契約將建立在已被證明的治理能力之上，而非意識形態之上。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經公開展示了其在戰場上的技術官僚能力。它是否能夠將同樣的效率帶到經濟管理中，是伊朗新領導人如今正在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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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戰爭到民族戰爭 數十年累積的情緒藉戰爭宣洩
戰爭造成的破壞極其巨大：公共基礎設施、工廠、學校、醫院、歷史古跡，甚至整個社區都淪為廢墟。隨著以色列和美國的炸彈與導彈不斷轟擊這片土地，特朗普威脅要武裝分離主義者、重新劃定伊朗邊界、摧毀其經濟並消滅其文明。這些軍事和言辭上的攻擊共同引發了一種跨越政治分歧的民族主義反應。公眾對政權的憤怒並未消失。幾十年來治理不善和鎮壓所積累的悲傷、挫敗感和怨恨依然存在。發生變化的是這些情緒得以表達的政治環境。如今，異議被折射到一場反抗外國敵人的民族鬥爭之中，而伊朗人將這一敵人與公元前4世紀征服波斯帝國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7世紀入侵的阿拉伯軍隊以及六個世紀後到來的蒙古人相提並論。
與美國和以色列的預期相反，這場戰爭並未引發街頭示威。戰爭持續時間越長，政權受到民眾起義威脅的程度似乎越低。伊朗社會不是反對國家而動員起來，而是與國家站在一起，在全國各地舉行每日集會，組成人鏈保護發電廠，並聚集在受到特朗普威脅的橋梁上。1月時伊朗國家與社會之間尖銳的分裂變得模糊——這並非通過說服或鎮壓實現，而是通過共同經歷轟炸並目睹其破壞所形成的共同體驗實現的。
根據[彭博社]的一項分析，在停火前德黑蘭遭受打擊的目標中，有三分之二是住宅樓、商業建築和其他民用建築。在一次又一次采訪中，伊朗人描述了那些晝夜不停震撼身體的爆炸，以及由此留下的深刻心理創傷。在他們眼中，伊朗武裝力量不再是壓迫者，而是保衛者。在伊朗各地集會上為伊朗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助威時所高喊的一句口號，體現了這種情緒變化：“打擊吧，因為你們打得如此精準。”正如伊朗哲學家和異見人士穆罕默德·邁赫迪·阿爾德比利（Mohammad Mehdi Ardebili）在戰爭第五周於德黑蘭所說的：“在這一時刻，伊斯蘭共和國和伊朗已成為同一個東西。如果伊斯蘭共和國倒下，伊朗也會倒下。”
這種情緒還延伸到了戰爭期間國內治理的方式。伊朗人注意到，而且有時帶著驚訝地注意到，在經歷數周轟炸和海軍封鎖之後，並沒有出現食品或燃料短缺，日常生活基本上沒有中斷。“除了炸彈之外，感覺並不像是在打仗，”一位德黑蘭居民說。“如果伊斯蘭共和國一直都能如此高效地管理社會，我們平時也不會對他們有那麼多抱怨。”這樣的觀察並不意味著支持，但它們確實反映出伊朗人看待其領導人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這個國家已經進入一場民族戰爭，而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正在形成。”
從「你夠不夠伊斯蘭？」到「你夠不夠伊朗？」
伊斯蘭共和國一直試圖與其人民建立一種社會契約，但這種契約的內容在其歷史進程中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早期，這種契約建立在革命性變革和財富再分配的基礎上。到了20世紀90年代，它轉向以經濟增長和有限社會開放換取政治順從。二十年前，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將石油收入分配給窮人，以換取他們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忠誠。他的繼任者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則承諾通過核協議和制裁解除實現經濟增長。所有這些努力都未能建立國家與社會之間穩定的關系，雖然原因各不相同，程度也有所差異。
如今所提供的是一種民族主義—技術官僚主義式的契約，在這種契約中，國家合法性建立在已被證明的保衛國家和重建國家能力之上。這種契約的基礎是民族性的，而非伊斯蘭性的。國家媒體正在制作相關內容，使戴頭巾和不戴頭巾的女性並肩而立的形象變得正常化，將伊朗身份定義為一種文化身份而不僅僅是宗教身份，並努力接觸那些最徹底拒絕伊斯蘭共和國的社會群體，例如青年和城市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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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如今承認，它需要一個遠比單純伊斯蘭意識形態所能提供的基礎更廣泛的社會支持群體。伊斯蘭共和國越來越不像一個神權國家，而更像一個右翼民族主義威權國家。伊斯蘭意識形態依然存在，但它已經服從於民族團結這一更高要求。政治忠誠的檢驗標準不再是“你夠不夠伊斯蘭？”而是“你夠不夠伊朗？”清真寺依然存在，但如今年輕人和老年人佩戴在項鏈和胸針上的主要政治象征已經變成了國家地圖。在保衛祖國的政府集會上，甚至吸引了政權的批評者參加，其中一些人過去曾因異議而付出沈重代價。這些集會已經成為一種民族主義的焦點，其核心是維護伊朗文明，並慶祝在壓倒性力量面前依然有尊嚴地生存下來。對於伊朗統治者而言，戰爭結束後解決經濟不滿將是至關重要的。
這場戰爭是一座熔爐，鍛造出了伊斯蘭共和國的新形態，也帶來了自建國以來第一次重大的代際權力轉移。權力已經不再掌握在創始人手中。第二代掌管軍事和政治事務，而第三代和第四代則負責傳播和國際聯絡工作。
在霍梅尼（Khomeini）執政初期，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革命國家：圍繞意識形態改造而組織起來，其合法性來源於最高領袖的個人魅力權威以及其執行真主意志的主張，對外政策則以輸出革命為導向。1989年霍梅尼去世後，直到改革時期以及哈梅內伊領導下強硬派重新整合權力的階段，共和國一直是一個後革命國家，不斷在創始意識形態與治理需求之間進行平衡。領導層通過鎮壓、利益輸送和有限開放來管理一個日益懷疑的社會。它將反對美國影響力視為一種反帝國主義使命，但歸根結底，它仍然首先是一個伊斯蘭共和國，由創始一代統治，並被其內部鬥爭所驅動。
由美以戰爭催生的新共和國，其定義因素已不再主要是意識形態，而是民族主義；不再主要是革命，而是治國理政；不再主要是神職人員的個人魅力，而是新軍官階層的自信和技術官僚精神。從比較角度來看，它更類似於20世紀由軍方主導的民族主義國家，從伊斯蘭化轉向世俗化—例如後期凱末爾主義時期的土耳其，以及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領導下的埃及—在這些國家中，意識形態依然存在，但服從於國家利益和國家權力的要求。
這種遠離教條、轉向務實治國理政。西方分析人士過去常用來描述其不同派別的那些分類—強硬派與溫和派、意識形態派與改革派—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準確。新伊斯蘭共和國的優先事項，以及它追求這些目標的方式，將由其與以色列和美國兩場戰爭中的具體經歷所塑造：伊朗所遭受的損失、其領導層所獲得的信心，以及戰爭使之成為必要並成為可能的新社會契約。
對內改革積重難返 伊朗如何改革開放？
從某種程度上說，伊朗面臨的本質問題並不覆雜，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亦即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上個世紀80年代所洞察到的和平與發展兩大時代主題。但是，在當時世界多數國家進入到和平與發展時代之際，伊朗則仍更多受困於戰爭與革命的羈絆和束縛。因為伊朗於1979年爆發了伊斯蘭革命，1980年便因“輸出革命”爆發了持續八年之久（貫穿霍梅尼任最高領袖時期）的兩伊戰爭。其對內因執行伊斯蘭革命路線而走上與世界世俗化、現代化大潮相悖的伊斯蘭化道路；對外則陷入與伊拉克的戰爭、與海灣國家和阿拉伯世界抵抗、與美國和西方對抗的革命鬥爭之路。
因此，未來伊朗的出路在於解決和平、發展兩大問題，並使兩者形成良性互動。但是由於伊朗內部積重難返，外部美以和西方遏制伊朗的環境短期內很難改變，如何找到“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對於伊朗絕不是一個輕松的選擇，這對伊朗領導人的智慧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從發展方面說，伊朗面臨發展道路的選擇困境。伊朗的伊斯蘭主義道路以及在此道路下形成的“抵抗經濟”，在根本上是一種“艱難生存型”經濟，而不是國家“富強發展型”經濟。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的全面伊斯蘭化也產生了一系列結構性矛盾，諸如集權與民主、宗教與世俗、效率與公平、開放與封閉、貧富懸殊等諸多覆雜矛盾。四十多年來，在最高領袖主導、總統行政的體制下，既有過拉夫桑加尼（1989-1997）、哈塔米（1997-2005）、魯哈尼（2013-2021）等歷任總統力求務實發展的階段，也有過內賈德時期的激進保守（2005-2013），但伊朗經濟社會發展始終乏善可陳，其根本原因之一在於國內伊斯蘭共和體制的約束、對外無法融入國際體系和全球化。因此，發展問題的落腳點還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只要伊斯蘭」的意識形態外交使改革開放陷入死局？
但是，伊朗不僅對內改革困難重重，而同樣關鍵的是改革開放需要解決和平問題，也就是必須具備和平的發展環境。這在本質上涉及伊朗同外部世界的關系問題。自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執行“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革命外交和意識形態外交，並通過建立“抵抗陣線”進行反美、反以鬥爭，同時一度在海灣地區“輸出革命”並釀成兩伊戰爭，以及與海灣國家的嚴重對抗。伊朗與阿拉伯國家長期對抗的關系直到2023年才在中國的斡旋下，以沙特與伊朗覆交的方式得到改善，而更加吊詭的是，此次戰爭伊朗把打擊海灣國家的美軍基地作為反擊美以的方式，再次把伊朗與阿拉伯國家覆交後脆弱的緩和耗費殆盡，伊朗與海灣國家走向不睦乃至再次決裂和對抗，從而再度陷入地區孤立並破壞自身發展環境，這無疑是得不償失的事情。
從更大的外部環境說，伊朗與美國和西方的關系也陷入了死循環。從美國和伊朗的關系看，雙方也都有過改善關系的動力，如哈塔米政府和克林頓政府的互動、魯哈尼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簽署伊核協議，但最終都無法融化雙方之間過於厚重的對抗堅冰，而以色列對美伊關系的幹預和影響則使美伊矛盾更加覆雜。美伊改善關系困難重重的根源在於美方堅持先解決伊核問題，再解決兩國關系問題。
此外，美伊關系的改善只有在雙方政府都相向而行才有可能。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徹底放棄奧巴馬的對伊緩和政策，全面轉向“極限施壓”，便是美伊再度走向戰爭的重要根源。而更加不利的是，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以色列打擊“抵抗陣線”和伊朗的政策與特朗普對伊朗“極限施壓”政策的合流，最終把一場殘酷的戰爭以難以預料的方式強加給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