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全球零工經濟新標準，看臺灣勞權改革新挑戰

近來全球數位平台經濟快速擴張，「非典型雇用型態」（Non-standard forms of Employment）」崛起，諸如外送員、多元計程車駕駛、網紅、兼職、接案工作者及各類線上平台等「零工經濟」（Gig Economy）下的自由工作勞動者，逐漸發展成為全球勞動市場的重要一環。然而，當企業以科技創新、彈性就業與共享經濟作為商業模式的包裝時，許多勞工卻陷於缺乏法律保障的灰色地帶。在資本與演算法主導的市場邏輯之下，「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往往成為企業規避雇主責任的技術性安排，而非真正享有自主權的工作型態。

日前國際勞工組織（ILO）正式通過，全球首份針對零工經濟勞工的國際就業標準公約，標誌著全球勞動治理邁入新的里程碑。此一公約的核心精神，在於確認自由工作者同樣享有基本的勞動權利保障，並要求各國建立相應制度，以避免企業利用科技創新之名，行規避勞動法律責任之實。這不僅反映國際社會對零工經濟剝削問題的警覺，也顯示保障新型態勞工權益已成為全球勞動政策的重要趨勢。

對臺灣而言，如何藉此契機以完善國內相關法制，讓數位創新與勞動正義並行，已是無法迴避的課題。

平台經濟興起之初，企業普遍強調其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工作彈性與促進產業創新的正面價值。然而，隨著平台產業快速發展，各國逐漸發現其商業模式背後，存在嚴重的勞動權益爭議。許多平台企業主張將勞工定義為「合作夥伴」、「承攬人」或「自營工作者」，藉此迴避最低工資、工時限制、職業災害補償、勞工保險及退休保障，甚至工會組織等法定責任。

表面上，平台勞工擁有自由選擇工作時間的彈性。實際上，卻必須服從演算法管理、接單評分制度及資方單方面制定的勞動規則。尤其在外送產業中，平台透過獎勵機制與接單排名制度，間接迫使勞工延長工時、提高工作強度，甚至冒險違規趕單。導致許多勞工雖然承擔與傳統受僱者相同甚至更高的工作風險，卻無法享有相對應的勞動保障，一旦發生職災、交通事故或收入中斷，往往只能自行承擔風險。

更值得警惕的是，平台企業創造出一種新型態的權力不對等。傳統勞資關係中，雇主法律身分明確，惟在平台經濟架構下，企業透過演算法、數據分析及數位管理工具掌控勞工行為，以合約規避雇主身分，於是形成一種「有管理權、無責任；有控制力、無義務」的制度矛盾。當科技進步成為企業卸除社會責任的工具，所謂的創新便不再是進步，而是對勞動法制的侵蝕。ILO此次制定全球標準，正是為了回應這種新型剝削模式所帶來的制度危機。 （相關報導： 台灣foodpanda要被收購了！全球外送龍頭砸193億「預計今年完成交易」，最新整併進度曝 ｜ 更多文章 ）

ILO此次通過的零工經濟勞動標準，最大的歷史意義並非增加新的勞動權利，而是重新確認勞動權不因工作形態的改變而改變或消失。長期以來，平台企業主張自身只是科技媒合服務提供者，不屬於傳統雇主性質與屬性。然而，各國法院與監管機關逐漸發現，平台實際上透過演算法決定接單順序、訂價方式、工作規範、績效考核與停權處分等手段，實質上已具備完整的管理與監督的功能。

因此，ILO新標準所傳達的核心訊息十分明確，即判斷勞資關係的關鍵不在於契約名稱，而在於實際控制與從屬程度。只要企業對勞工工作內容具有實質指揮監督權與掌控權，就不能藉由契約文字來規避法律責任。這項原則不僅回應了全球平台勞工長期所面臨的困境，也代表國際勞動治理思維的重要轉變。過去勞動法規主要建立在固定僱傭模式之上，然而，隨著數位平台的出現，使傳統法律分類逐漸失去適用性。而ILO此次建立全球標準，等同為各國提供新的政策框架與參考依據，協助政府重新建構符合數位時代所需的勞動保護體系。

更重要的是，此舉反映國際社會逐漸形成數位轉型不應以犧牲勞動人權作為代價的共識。科技創新固然重要，但創新的價值不在於削弱勞動保障，而在於提升生產效率與社會福祉。若企業的競爭優勢，係建立於規避法律責任、壓低勞動成本與風險轉嫁之上，則這種商業模式，本質上並非創新，而是一種透過制度套利的行為。因此，ILO標準所捍衛的不只是自由工作者的基本權利，更是全球勞動市場公平競爭的基本原則。

相較於歐盟、日本、德國、法國及中國大陸等國家，近年積極推動平台勞工法制改革，臺灣在零工經濟勞動保障方面仍顯不足。雖然政府近年來亦積極對外送平台提出職業安全規範，如「食品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等，並透過勞動檢查要求業者改善部分措施，同時積極輔導外送員籌組及加入工會，並協助處理勞資爭議等作為。但在勞工身分認定、勞動三權、演算法透明度以及社會保險制度等核心問題上，仍缺乏完整法律架構。

現行制度最大的問題，在於勞工是否屬於受僱者。此一爭議往往必須透過個案認定，導致平台勞工需耗費大量時間與訴訟成本，才能爭取自身權益，這種「先受損、再救濟」的模式，實際上，並無法有效保障勞工權益。若臺灣希望與國際勞動標準接軌，就必須正視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平台企業究竟是科技公司，還是新型態雇主？當平台能夠決定工作條件、控制收入來源、影響接單機會甚至片面終止合作關係時，其角色早已超越單純資訊媒合者。政府若繼續容許企業以法律模糊地帶獲取競爭優勢，不僅損害勞工權益，也將破壞市場公平性。

事實上，真正健康的創新環境，不應建立在逃避責任之上。當企業獲利來自勞動力投入，就應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否則最終受害的不僅是自由工作者，更可能導致整體勞動市場，向低保障、低薪資與高風險方向惡化。ILO新標準已為全球勞動政策指出方向，臺灣若繼續停留在觀望的思維框架中，日後勢必面臨與國際規範脫節的風險與嚴重考驗。

政府應修正相關勞動法規，建立「推定受僱」原則。只要平台對工作內容、價格制定、績效考核及接單分配具有實質控制權，即應推定存在僱傭關係，如此方能防止企業透過契約形式規避法律義務。

演算法已成為平台管理勞工的重要工具，但目前其運作方式缺乏透明度。政府應要求平台揭露影響收入、派單、評價及停權決策的主要機制，並建置獨立監督制度，防止演算法歧視、資訊不對等及不當管理行為。

政府應整合勞保、職災保險、就業保險及退休制度，建構涵蓋跨平台工作的可攜式保障機制，使勞工即使轉換平台或兼職多份工作，仍能持續累積保障權益，避免成為社會安全網的漏接族群。

ILO通過全球首份零工經濟勞動標準公約，不只是一次國際規範的躍進，更是對於數位平台經濟模式發出的重要警訊。它提醒各國政府與企業，無論工作形式如何變化，勞工尊嚴、合理報酬、安全保障與集體權利都不應被犧牲。

對臺灣而言，這不僅是一次法制調整的契機，更是一場關於社會價值選擇的考驗。我們究竟要建立一個鼓勵創新卻放任剝削的市場，還是一個兼顧科技發展與勞動正義的經濟體系？

真正值得追求的國際競爭力，並不是植根於壓低勞動成本之上，而是應奠基於公平制度與永續發展之上。當全球已開始修補平台經濟所造成的勞權裂縫，臺灣更不應置身事外。唯有讓創新回歸社會責任，讓科技服務於人的價值，而非凌駕於勞動人權之上，才能真正實現數位時代下，兼顧科技發展與勞動正義的發展願景。 （相關報導： 台灣foodpanda要被收購了！全球外送龍頭砸193億「預計今年完成交易」，最新整併進度曝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獨立記者、勞權部落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