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彈性工時若只是「德政」，還不夠─少子化需要的是整個國家動起來 | 宋憶萍

台北市政府近期提出更具彈性的工時方向，讓家長有機會提早下班接送孩子。不少人稱之為德政，我也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起點。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好政策」的讚聲，而沒有真正改變職場文化與制度誘因，那麼它終究只會停在紙面上。

台灣已連續多年面臨超低生育率。政府的因應方式，多半聚焦於補助：生育津貼、托育補助、育兒津貼逐年加碼。然而，許多年輕家庭真正的焦慮，並不是一次性的補貼金額，而是每天傍晚五點之後的現實問題——誰去接小孩？若請假會不會影響考績？彈性工時會不會被視為「不夠投入」？

如果家長能在下午四點下班，接孩子回家，陪伴寫功課、在家簡單運動、自己準備晚餐，節省的不只是安親班費用，更是家庭時間的重建。當生活節奏能夠被重新安排，生育就不再是高風險的經濟選擇，而是一種可以想像的生活方式。

然而，網路上出現的質疑聲音卻很真實：「哪有員工敢申請？」

這句話，道出了政策與文化之間的落差。

如果請假會影響獎金，特休會牽動考績，那麼即便制度存在，員工也難以真正使用。當彈性工時成為一種「可申請但不宜使用」的選項，它就失去了政策原本的意義。

因此，這不應只是地方政府的倡議，而應成為國家層級的執行工程。

第一，將家庭友善措施納入企業 ESG 評比與公司治理指標。當投資人與社會開始關注企業是否真正支持家庭，企業自然會更重視制度落實。

第二，將友善家庭政策列入企業社會責任 KPI，並與租稅優惠或獎勵機制連動。當制度對企業主也具有實質誘因，文化才可能改變。

第三，建立透明的執行數據，例如公開企業彈性工時實施比例與使用情況，而非僅公告制度存在。

少子化不是單一家庭的選擇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結構與職場文化的問題。當家庭與職涯只能二選一，再多補助也難以改變生育意願。

如果台北市願意成為起點，那麼中央政府應接續推動，讓彈性工時與家庭友善措施從城市試辦，走向全國制度。少子化是國安議題，更是競爭力議題。真正的改革，不只是給家長更多補助，而是讓家長不必在職場與家庭之間做出懲罰性的選擇。

德政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執行。

＊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董事長特助，曾任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及台北市政府花博專案核心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