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蘭.昆德拉(MilanKundera)的小說《無謂的慶典》(TheFestivalofInsignificance)中，他描繪了一個世界：暴行在輕盈的氣氛中發生，沒有道德震盪，沒有語言崩解。
罪行確實發生，但圍繞它們的語言卻麻醉、禮貌而空洞。這裡的「無謂」並非表面的輕浮，而是一整套統治模式：一種在不承認恐怖的情況下管理恐怖的方式，一種把悲劇轉化為可承受噪音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當代幾乎沒有任何案例，比以色列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更能體現這部小說的邏輯。罪行本身並不存在爭議。佔領仍在持續。殖民定居點不斷擴張。殺戮被影像與聲音完整記錄。
然而，所有這些現實卻被重新包裝進一種柔軟的話語之中，把明確變成「複雜」，把犯罪變成「脈絡」，把受害者降格為細節。語言沒有否認正在發生的事情，卻掏空了它的意義。這並非中立，而是制度化的空洞。當整個街區遭到轟炸，人們說：「調查正在進行。」當兒童被殺害，人們援引「自衛權」。當居民被逐出家園，人們說：「現實已經改變。」這些並非描述性的詞彙，而是消毒工具。
在昆德拉的世界裡，史達林會大笑，並讓周圍的人一起笑，而集體墓地卻不斷擴大。那笑聲並不是對罪行的否認，而是一種在沒有內在震盪的情況下管理罪行的方式。今日，巴勒斯坦的罪行正以相同方式被處理，只是工具更優雅：新聞發佈會、專家報告、「平衡」分析、外交式憂慮，以及同時對遭轟炸的一方與轟炸他們的一方呼籲「保持克制」。
舞臺早已搭建完成：罪行位於中心，空洞語言圍繞其外，宛如佈景。這種空洞並不源於無知，而是源于對明確現實的正常化。一切都公開可見，一切都有紀錄，一切都被即時觀看。
然而，它們被層層術語重新包裹，抽走道德重量。佔領被稱為「長期衝突」。種族隔離被簡化為「人口結構的複雜性」。緩慢的清除行動被呈現為「預防措施」。語言因此被抽乾了血液。在昆德拉的小說中，歷史被轉化為宴會上的故事。並不是因為罪行沒有發生，而是因為出席者失去了站起來呐喊的意願。巴勒斯坦正經歷同樣的處境。
世界知道，卻用仿佛不想知道的語氣說話；世界看見，卻用仿佛害怕真相破壞國際沙龍禮儀的方式描述。以色列受益於這種整體氛圍，但它並非唯一的塑造者，而是精於操控這種旋律。它將暴力呈現為「安全敘事」，用「地面現實」包裝殖民定居，將殺戮行銷為「回應」。而這一切都在一個早已習慣把道德行動轉化為程式問題的國際體系中被接納。重點變成程式是否完成、調查是否展開、報告是否撰寫。
至於根源、結構、以及犯罪作為犯罪本身，始終被排除在畫框之外。在這種氣候中，憤怒本身都顯得不合禮儀。高聲譴責的人被指責誇張。將佔領稱為佔領的人被貼上「缺乏客觀性」的標籤。指出因果關係的人被告知「情況很複雜」。彷彿清晰本身成為缺陷，仿佛將犯罪稱為犯罪是一種違反宴會規則的行為。當某個機構試圖打破這層外殼，即使只是部分突破，真正的底層便暴露出來。 （相關報導： 安海正觀點：他們以「上帝之名」奪走你的家園—當你反抗，卻指控你是宗教極端分子 ｜ 更多文章 ）
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所做的，不過是接近用其本名稱呼行為。聯合國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人權特別報告員FrancescaAlbanese(UNSpecialRapporteurFrancescaAlbanese)也沒有採用政治或革命語言，而只是使用法律語言：種族滅絕、集體懲罰、清洗。這些詞沉重，因為它們精確。而一旦說出口，猛烈的攻擊隨即爆發。沒有法律辯論。證據沒有被真正討論。管轄權沒有被理性檢驗。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景象：全球政治與媒體權力中心以歇斯底里與傲慢姿態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