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海正觀點：職業級小偷指南─如何偷走一切，還能被稱為「民主」

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存在發現了一件事：偷竊不是犯罪，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天賦，也是一項被包裝成文明使命的行為。凡是落入它手中的一切，都會在一瞬間被追溯性地轉化為「合法財產」，土地、書籍、房屋、孩子、農作物、文物、檔案、人體器官、飯店毛巾，甚至連血統本身也不例外。沒有差別。唯一的標準只有兩個：東西存在，而它的主人不是正忙於死亡、流離失所、被困在檢查哨後，就是正睡在杜拜的飯店裡。

在談論房屋、書籍與孩子被偷走之前，我們必須先從最大的那場偷竊開始：對身份本身的偷竊。整個殖民計畫建立在一個簡單的說法上：「我們是古代族群的直接後裔，如今只是回到祖先的土地。」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浪漫的故事，動人的故事。

但這裡有一個微小的問題：多數建立這個體制的「新來者」，其實來自東歐，特別是阿什肯納茲族群。而歷史上大規模改宗的紀錄是清楚可查的：高加索地區的可薩人（西元八世紀）、改宗的希臘人與羅馬人，以及多個歐洲部族。

那麼基因研究呢？它顯示：今日的巴勒斯坦人，在基因連結上，與古代巴勒斯坦居民——包括古代猶太人——的關聯，反而比今日的猶太人口更為接近；而現代猶太族群本身，則是混合基因的結果。

但官方敘事怎麼做？它忽略事實，選擇神話。血統先被偷走，然後，一切其他的東西才陸續開始消失。

在雅法、海法、采法特、盧德，事情一開始並不只是戰鬥，而是一場專業級的資產盤點。這間房子合適，這段樓梯是原裝大理石，這個陽台景觀良好，這只櫃子可以立刻搬走。居民在槍口下離開，一隊隊的定居者拖著輕便行李進來，住進連房間數量都還沒來得及數清的房子裡。一家靠坦克運作、而不是靠合約運作的超大型房地產公司，於是正式開張。

1950年3月，《缺席者財產法》生效，任何在1947年11月29日之後離開住所的人都被定義為「缺席者」，即便他仍然身處同一個政治實體之內。房屋、土地、銀行帳戶、家具與書籍，全數自動轉為國有。只要你為了躲避轟炸而逃命，你是缺席者；只要你戰時去鄰村探望親人，你是缺席者；只要你被武力驅逐後試圖回家，你仍然是缺席者。而你的財產，則被正式宣告為「被遺棄」。

歷史學家希拉・羅賓遜估算，超過一萬間商店、兩萬五千棟建築，以及約六成的肥沃農地因此被沒收。有些房子不是只被偷一次，而是被偷了兩次：第一次，屋主被趕走；第二次，這些房子被當作「合法財產」出售給新的定居者。

同一年，1950年7月，《回歸法》通過，賦予世界上任何猶太人——以及其第三代後裔——立即移民並自動取得國籍的權利。同一個年份，兩部法律同時存在：一部負責驅逐原住民並沒收其財產，另一部則引進新的定居者並將這些財產交到他們手中。正如一位分析者所說：「回歸法促成大規模移民與殖民；缺席者財產法則將巴勒斯坦人剝離其財產合法化，並阻止他們回家。這是一場集體替換。」 （相關報導： 安海正觀點：噢，羞恥啊，一切榮耀都屬於你 ｜ 更多文章 ）

到了1954年，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已住進「缺席者」的房屋裡。在1948至1953年間新建立的370個定居點中，有350個建在「缺席者」的土地上。這是一場雙重獲利的偷竊，連財務報表都會為它鼓掌。

軍隊進入住宅，開始系統性地收集書籍，將近七萬本。這是一場強制性的「捐贈行動」。書頁上仍留著那些家庭的名字，而那些庭，至今仍然保留著自己房門的鑰匙。書如今安靜地躺在耶路撒冷的書架上，被標註為一個溫柔的分類：「被遺棄的財產」。

荒謬的是，書的主人什麼也沒有留下，他們只是被趕走了。但如果我們公平一點想，也許是書自己選擇留下？也許它們認為耶路撒冷的圖書館比燃燒中的海法書架更安全？也許書本自己，也曾夢想過更好的生活。誰知道呢。

現在來到竊盜的巔峰之作。這是一場需要非凡膽量的竊盜，一場值得人類停下來凝視的竊盜。

在1948年至1954年間，介於一千到八千名兒童從葉門、米茲拉希與巴爾幹家庭中消失。其中多數來自葉門家庭，也就是說，在建體最初的六年間，每八個葉門孩子中，就有一個消失。至少一千，最多八千。六年之內，每八個孩子就少了一個。不是戰爭，不是天災，而是在一個「現代國家」裡，在「現代醫院」中，在「現代制度」的管理之下。

母親抱著健康的孩子走進醫院，護士把孩子帶走「檢查」，母親等待，幾個小時後，有人告訴她：「你的孩子死了。」沒有遺體，沒有死亡證明，沒有墳墓，只有那句冷靜的句子：「你的孩子死了，走吧。」

有些家庭被要求將孩子交給托兒所或醫院，「以獲得更好的照顧」。有些孩子被社工或護士強行帶走，送上救護車，被迫轉入這些機構。有些母親拒絕，她們尖叫，不相信，於是孩子偶爾會被送回來，伴隨一句尷尬的道歉：「對不起，搞錯了。」搞錯？

1950年代的證據顯示，政府官員、法官、立法者與醫院職員曾公開談論過綁架兒童這件事。公眾也許不知情，但權力機構是確實知道的。一些孩子後來出現在富裕的阿什肯納茲家庭裡，在特拉維夫、在耶路撒冷、在美國。原本沒有孩子的家庭，忽然獲得了「被安排」的孩子。深色皮膚的孩子，出現在白人家庭之中。

吉爾・格龍鮑姆四十年來一直以為自己富裕的養父母、納粹倖存者，就是他的親生父母，直到某次偶然，他才發現真相。他真正的父母，是貧窮的突尼西亞移民，他們當年只被告知一句話：「你的孩子出生時就死了。」沒有遺體，不准看墳墓，只有那句重複的命令：「回去吧。」

為什麼？因為葉門人被看作是「原始的」、「落後的」、「沒有能力好好撫養孩子的人」，而米茲拉希家庭被當作「壞人、原始人、注定失敗的案例」。這被稱作一場「拯救行動」——把孩子從他們的父母身邊「拯救」出來。

但那些被宣告死亡的孩子，後來給出了另一個答案。十八年後，一些家庭開始收到為「已死亡的孩子」寄來的徵兵通知。一位母親被告知孩子在1950年死了，但在1968年卻收到一封信：「請你的兒子前來報到服役。」錯誤？行政疏失？不，這是證據。 （相關報導： 安海正觀點：噢，羞恥啊，一切榮耀都屬於你 ｜ 更多文章 ）

七十年間，四個調查委員會得出的結論一致：多數孩子死亡了。但從未解釋，為什麼沒有遺體、沒有正確死亡證明、沒有墓碑，卻會出現徵兵通知。2018年，18個家庭獲准開啟所謂的墓穴，只有一個案例與真實身份相符。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將「孩子」視為可被重新分配資源的現代國家——像家具一樣，只是多了一顆心跳。

在約旦河西岸，橄欖季不是收成的季節，而是追逐的季節。農民抵達土地時，卻發現果實在尚未成熟前就被摘走了，或者橄欖樹被連根拔起。採收者是持槍的定居者，而軍隊則在一旁維持秩序，彷彿正在護航一場慈善收割節。

本地人權組織稱之為「在軍事保護下進行的有組織偷竊」。這個形容太溫和了。有些農民試圖回到自己的土地，卻被阻止，理由是：「此區為軍事封鎖區。」為什麼封鎖？好讓竊賊能安心工作。

在北部，連牲畜也被偷走了，山羊、乳牛，甚至連雞也不放過。一支擁有匿蹤戰機與衛星的軍隊，正在偷雞。極端高科技與原始的道德飢餓，在這裡同時存在。

九〇年代，首席法醫公開承認，曾從遺體取走角膜、皮膚與骨骼作為醫學研究材料，未經任何同意。死人不會簽署同意書。到了2024年，加薩的家庭接回孩子的遺骸，卻發現沒有器官，空蕩的胸腔，消失的內臟。彷彿有一座工廠在夜裡運作，夜裡掏空身體，白天送回屍體。人，被轉換為可被採收的資源。

士兵在民宅內自拍，手裡拿著黃金、手錶、電子設備，還有女性內衣。Telegram 上充滿記錄這場「購物」的影像。偷、拍、上傳，成為現代偷竊的標準流程。一名士兵舉著金盒說是要給母親，一名士兵穿上從賈巴利亞偷來的婚紗。雞與山羊沒有倖免。一名農民回到自己的畜棚，發現裡面完全空了。軍隊，正在偷雞。讓我們停一下。一支軍隊，在偷雞。

2020年12月，直航開通一個月後，杜拜的飯店開始出現奇怪的現象：毛巾、茶包、咖啡包、燈具、熱水壺、義式咖啡機開始從房間裡消失。行李檢查成為標準程序。一戶帶著孩子的家庭準備退房時被要求打開行李箱，裡面裝滿冰袋、衣架與洗臉毛巾。在被告知將報警後，他們才歸還物品並道歉。

一名商人說，每次抵達飯店，都能看到旅客在大廳被檢查行李。一名評論員冷冷提醒：當你放棄房間裡的物品時，下一步，也許就是土地。

巴勒斯坦文物被重新命名，陶罐、錢幣、馬賽克重新被標註為「古代文物」。文物先被偷走，歷史隨後被偷走。食物也未能倖免。鷹嘴豆泥、炸豆丸子、馬克盧巴、馬斯漢、庫納法，忽然成了「傳統料理」。在紐約的餐廳裡，馬斯漢被稱為正宗配方，卻忘了它來自納布盧斯。

刺繡改了名字，檔案被一整輛卡車從貝魯特載走。沒有司法文件，沒有收據，沒有羞愧。在倫敦的一場正式活動中，前總統魯文・里夫林親口透露，伊麗莎白女王始終拒絕在白金漢宮接見他們的官員，除非是在正式的國際外交場合，因為在她眼中，他們「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的孩子」。連女王都知道。

如果有一天你必須與它的代表握手，不要只檢查你的手指。你放手之後，可能會發現思想縮小了，記憶少了一段，血統忽然變得可疑，行李變輕了，地圖變形了，醫院裡的孩子「突然去世」，飯店裡的燈消失了，祖父的墳墓空了。與這個實體在一起，失去的不是口袋，而是你周圍的世界、你的歷史、你的孩子、你的名字。

這不是幻想，不是誇張，也不是陰謀論。這些是文件，是供詞，是調查，是母親們抱著被宣告死亡孩子的照片，因為她們知道，那些孩子在某個地方還活著。這正是當一個實體建立在「只要我想要，一切都屬於我」這個念頭之上時，世界會變成的樣子。而世界，正忙著看向另一個方向。

＊作者出生並成長於加薩；是來台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
（相關報導： 安海正觀點：噢，羞恥啊，一切榮耀都屬於你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