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修平專文：終其一生，期盼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能真正達成和解

二○二三年十月七日，加薩的哈瑪斯軍事部門卡薩姆旅（al-Qassam Brigades）對以色列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Operation Al-Aqsa Flood），造成一千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並綁架兩百多名人質。此舉震驚全球，西方大國與全球北方國家紛紛向以色列表達慰問，並一致譴責哈瑪斯破壞中東和平。這種壓倒性的回應似乎傳達一種明確的信號：唯有支持以色列徹底打擊哈瑪斯，「以巴衝突」才能獲得解決。然而，兩年過去，在以色列所謂「自衛」的軍事行動下，加薩已淪為人間煉獄，絕大多數的房舍夷為平地，罹難者中超過七成為婦女與兒童。在以色列長期封鎖與佔領之下，加薩更陷入飢荒狀態。除了各國民間持續發起聲援巴勒斯坦的行動外，英國與法國等以色列的傳統盟友亦公開批評其軍事行動，甚至在聯合國大會上承認巴勒斯坦國。

十月七日事件堪稱近兩年來最重要的國際大事之一，其討論熱度絲毫不亞於俄烏戰爭。然而，對於該事件的性質存在截然不同的詮釋。支持以色列的一方認為，哈瑪斯是徹底的恐怖組織，必須予以剿滅，並同時打擊與其相關的軍事團體（如黎巴嫩的真主黨、葉門的胡塞組織），以及背後支持的國家（如伊朗），方能確保以色列的安全。另一方面，聲援巴勒斯坦的人士主張，十月七日事件必須放在歷史脈絡中理解。自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以來，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離、迫害，以及對領土的長期佔領，才是導致此次事件爆發的根源。

身為一名大學歷史系教師，深知歷史學強調必須依據一手史料以探究事實真相，並做出相對客觀的評判。因此，歷史學者往往不會輕易評論正發生的事件，而是待時間推移，隨著官方檔案的解密或完整調查報告的出爐之後，方能對重大事件「蓋棺論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知名的歷史學者如拉什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伊蘭．帕佩（Ilan Pappé）與阿維．施萊姆（Avi Shlaim）則秉持「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積極參與有關十月七日事件的公共討論。他們憑藉多年研究成果與對中東局勢的長期關注，透過媒體專訪、各地演講及著書立論，提出獨到的觀點，並對西方學界及社會輿論產生深遠的影響。

近十多年來，西方學界逐漸興起「巴勒斯坦研究」（Palestine Studies）。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與布朗大學，以及英國的亞非學院及埃克塞特大學，皆設有相關研究中心或研究計畫。所謂巴勒斯坦研究，主要聚焦巴勒斯坦問題的歷史根源、發展脈絡，以及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若論此一領域的先驅，美籍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依德無疑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於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論巴勒斯坦》（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至今仍被視為巴勒斯坦研究領域的經典著作。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巴勒斯坦的曼德拉 ｜ 更多文章 ）

一九三五年，薩依德出生於耶路撒冷的一個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十五歲時隨父親移民美國。他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學士學位，並於哈佛大學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一九六三年，薩依德尚未完成博士學業，便受聘於哥倫比亞大學英語及比較文學系，並在該校任教直至二○○三年逝世。薩依德早期的研究重心為十九世紀英文文學，但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以色列先發制人，迅速佔領耶路撒冷、西岸、加薩、西奈半島與戈蘭高地。此戰不僅重塑中東格局，也深刻影響美國的政治輿論。特別是薩依德所處的紐約，知識界普遍傾向支持以色列，這促使他更加關注巴勒斯坦問題。一九七○年，薩依德發表〈被描繪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雖僅六頁，卻展現其深刻的民族認同。他批判美國媒體將以色列塑造成英雄，而將阿拉伯人刻畫為歇斯底里與落後的暴徒。他強調，巴勒斯坦人並非無主之地的遊牧群體，而是長久定居於此、擁有文明與社會組織的民族。然而，當他們抵抗以色列的佔領時，輿論卻習慣以「恐怖分子」的標籤加以貶抑。

薩依德的觀點於一九七九年集結成書，即《論巴勒斯坦》。在書中，他系統性地提出三大主題：其一，巴勒斯坦人是否存在；其二，以色列立國背後的意識形態；其三，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

十九世紀的西方旅行者常以「野蠻」及「未開化」等語彙描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這種視角深刻影響了猶太復國主義者，使其將巴勒斯坦描述為「無人之地」。薩依德則反駁此一說法，指出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前，當地早已存在大量居民。他們以阿拉伯語為母語，主要為遜尼穆斯林，亦包含基督徒、德魯茲與什葉穆斯林。當時約六成以上的人以農業為主，分布於數百個村落；而耶路撒冷、納布盧斯、雅法與海法等城市則是文化與社會的重鎮。在英國託管時期（一九二○─一九四八），巴勒斯坦知識分子早已組織政治團體，呼籲建國並公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計畫。一九一七年英國的《貝爾福宣言》鼓舞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卻也同時預示著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將被迫流離失所。薩依德指出，所謂猶太民族家園的概念，本質上隱含著對巴勒斯坦人口的「移轉」。

薩依德指出，猶太復國主義深受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影響，其建國計畫需透過驅逐巴勒斯坦人為前提才能實現。他引用猶太國家基金負責人韋茨（Joseph Weitz）的話，直言這片土地無法容納兩個民族，因此阿拉伯人必須離開。一九四七年英國撤離後，猶太武裝力量把握權力真空的時機，展開大規模的「移轉」行動：摧毀逾五百個村落，清空十一座城市，迫使近八成巴勒斯坦人成為難民。僅少數留下者則被納入軍事統治。這段歷史揭示，以色列的誕生並非單純的建國，而是伴隨著另一民族的驅逐、社會結構的瓦解與集體的流離失所。

一九四九年停火後，以色列已控制七十八％的巴勒斯坦土地。對猶太人而言，這象徵著擺脫長久的迫害、並最終獲得一塊安身之地；但對巴勒斯坦人來說，卻意味著建國的夢想破碎與社會基礎的徹底瓦解。自一九五○年代起，大量流亡海外的巴勒斯坦青年紛紛組織游擊運動，其中以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領導的法塔（Al-Fateh）最為突出。一九六八年的武裝行動雖付出慘重代價，卻使阿拉法特與法塔迅速崛起，並成為阿拉伯世界抵抗以色列的象徵。一九六九年，阿拉法特出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主席，逐步整合各派力量，並建立涵蓋議會、軍事、教育與社會機構的完整組織架構。自一九七七年起，薩依德亦以獨立委員身分參與PLO民族議會，提供知識與策略上的建言。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巴勒斯坦的曼德拉 ｜ 更多文章 ）

一九七九年《論巴勒斯坦》出版後，薩依德持續投身公共論述，並撰寫大量與巴勒斯坦問題相關的文章與學術著作，其中的重要作品包含《責怪受害者：偽學術與巴勒斯坦問題》（Blaming the Victims: Spurious Scholarship and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遭剝奪的政治：巴勒斯坦自決的掙扎》（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和平進程的終結：奧斯陸協議及其後》（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Oslo and After）與《從奧斯陸到伊拉克與路線圖》（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 Map）等重要著作。這些著作不僅延續《論巴勒斯坦》的核心關懷，更進一步揭示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人所造成的結構性傷害。

然而，一味批評猶太復國主義並非薩依德的最終目的，他始終期盼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能真正達成和解。他在晚年提出「一國方案」的構想，主張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應在平等權利的前提上，共同建立一個不以種族劃界，而以公民理念為基石的國家。

即使薩依德在二○○三年因白血病辭世，他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見解至今仍具極高的參考價值。在世期間，他經常與以色列學者保持交流。本文前面提及的兩位以色列歷史學者：帕佩與施萊姆都曾承認薩依德的思想對其研究有所啟發。例如，帕佩指出，薩依德對一九四八年事件的歷史觀為他早期的檔案研究提供重要啟示。他在二○○六年出版的《巴勒斯坦種族清洗》（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便透過以色列解密的軍事檔案，更有系統地揭露巴勒斯坦人遭集體「移轉」的歷史真相。至於施萊姆則讚賞薩依德的洞察力，並在一次專訪坦言，薩依德早在一九九三年便已洞悉「和平進程」的假象，而他自己當時仍天真地相信和平是不可逆轉的。

薩依德在巴勒斯坦人心中的學術地位無庸置疑。被譽為巴勒斯坦問題研究首席的哈利迪教授，曾撰寫長文全面回顧薩依德的影響力。他表示，薩依德的大量著作不僅針對學術同儕，也面向廣大的讀者群。透過長期的著述與積極的公共參與，薩依德使北美社會更廣泛地理解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性，同時也贏得全球各地的高度認同。不過，薩依德的直言不諱，也使他在學術界、媒體及其他領域樹立強大的敵人。儘管如此，他在過世之後所留下的思想遺產，並未因這些敵意而削弱，反而凸顯其觀點的迫切性與當代意義。

薩依德的影響力並不局限於巴勒斯坦研究，更在西方的中東研究（Middle East Studies）引發一場典範式的轉變（Paradigm Shift）。這種轉變與他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密切相關。該書主要檢視自十九世紀以來，英國、法國與美國如何建構一套帶有霸權式的伊斯蘭與中東知識體系，並進一步影響各國的政治及社會。不過，這套知識並非完全客觀，而是隱含權力支配與二元對立的世界觀：西方被視為文明、民主及人權的象徵；非西方則被描述為落後、專制與暴力的存在。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中曾明言其寫作動機：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巴勒斯坦的曼德拉 ｜ 更多文章 ）

我自身在這些問題上的經歷，正是促使我撰寫本書的部分原因。身為一名生活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其處境令人沮喪。這裡幾乎存在一致的共識：在政治上，他根本不存在；即便被承認存在，也只是被視為一種麻煩，或者僅僅是一個「東方人」。針對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種族主義、文化刻板印象、政治帝國主義以及去人性化的意識形態，編織成一張極為強大的網絡，而每一位巴勒斯坦人都會感受到這張網，彷彿這就是獨特而殘酷的宿命。更糟的是，他還不得不注意到，在美國，沒有任何一位學術上專注近東研究的學者——也就是「東方學者」曾在文化與政治上完全、全心全意地認同阿拉伯人；的確，或許存在某種程度的同情或認同，但從未出現過如自由派美國人對猶太復國主義那樣「被接受的」形式。

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中的寫作關懷，在隔年出版的《論巴勒斯坦》中獲得具體展現。《論巴勒斯坦》問世至今已逾四十年，巴勒斯坦早已成為國際研究的重要議題，不再如薩依德當年所言是乏人問津的話題。當前投入相關研究的學者，來自歷史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及文化研究等多元領域。即使學者們所屬學科各異，但對巴勒斯坦問題已逐漸形成一套清晰的理解框架，例如從種族清洗、種族隔離或定居者殖民主義的角度，作為解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之間長期存在的極度不對稱關係。因此，毫不誇張地說，薩依德長年的著述與公共參與，為今日的巴勒斯坦研究奠定深厚基礎。

薩依德在二○○三年辭世後，巴勒斯坦問題歷經劇烈變動。他或許難以想像，到了二○二三年十月七日之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對加薩展開的「種族滅絕」、在西岸推行的「種族清洗」，以及對黎巴嫩、葉門、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卡達等地的連番轟炸，已遠遠超出絕大多數人所能忍受的範圍。即使如此，掌握權力者或依附權力者仍沿用十九世紀晚期的種族主義論述，以此合理化甚至美化加害者的行為。在此脈絡下，薩依德的《論巴勒斯坦》並未因出版年限久遠而失去價值。相反地，其理論框架至今仍為抵抗者提供關鍵的思想資源，並構成具說服力的論述基礎。

＊作者為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本文係愛德華．薩依德經典著作《論巴勒斯坦》（黑體文化）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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