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庭於十九日作成一一四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在未達法定評議人數的情況下，宣告《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違憲失效。此一判決，不僅引發憲政體制的劇烈震盪，也使司法權是否已跨越法治底線，成為全體社會必須正面面對的問題。
更關鍵的是，該判決並非單純的憲法見解歧異，而是出自一個依法根本無法成立的憲法法庭。立法院去年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公布施行近年的《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明定，憲法法庭參與評議的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十人，同意違憲宣告者不得低於九人；即便依修正前舊法，也至少須六人評議。然而，當前僅有八名大法官在任，五名大法官竟仍逕自開庭、評議、作成裁判，程序違法之明確，幾無爭辯空間。
尤其荒謬的是，三名拒絕參與違法評議的大法官，竟被五人集體「自現任總額中剔除」，使原本不合法的五人評議，被人為包裝為「全體一致」。一個連中小學班會、社區管委會都不會接受的程序，竟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國家最高憲法審判機關，這已不是技術瑕疵，而是對程序法治的公然踐踏！
更致命的事實在於，五名大法官之一的 蔡彩貞，在其不同意見書中，並未否認程序違法，反而坦承「人數確實不足，只少一人」，僅以「公益」與「保障人民權益」為由，主張仍可作成裁判。這段文字，已構成極其關鍵的法律事實：裁判者明知程序不符法律規定，仍選擇為之。在刑法評價上，這正是討論「明知故犯」的核心起點。
為替此一程序違法行為辯護，五名大法官進一步提出所謂「憲法沉默說」，主張憲法未就行使職權程序為細部規定，故得不受《憲法訴訟法》拘束而直接依憲法裁判。然而，此一說法本身即與憲法明文正面衝突。憲法第八十條要求法官「依法律獨立審判」，其「依法律」當然包括程序法之憲法訴訟法；憲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亦清楚規定，凡憲法規定事項，如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必須以法律定之。憲法的「未細部規定」，從來不是司法恣意填補的權力真空，而是立法保留的核心領域！
換言之，五名大法官不僅違反《憲法訴訟法》，更是否定了憲法本身所要求的「依法審判」與「程序法律立法保留」。在此前提下所作成的裁判，已不只是「違法」，而是違憲又違法！
在制度層次上，這正是憲法法庭「裁判化」所必須承擔的代價。過去在大法官解釋制時代，因其高度抽象性，刑責幾乎無從討論；但當違憲審查改以裁判形式，直接宣告法律失效、具體影響人民權利義務時，裁判權力的性質已與一般司法裁判無異。裁判化，必然責任化；權力升高，責任不會更輕，只會更重！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設置「枉法裁判罪」，本旨即在防止裁判者明知法律規範存在，仍違背而為裁判。該罪名不以動機不正為必要，更不因高舉「公益」而獲得免責。否則，任何法官都可以宣稱「為了正義」而不受程序法拘束，整個法治體系將瞬間崩解！
綜合觀之，這起「五人判決」所揭示的，已不只是單一判決的瑕疵，而是一個更嚴峻的問題：在當前政治結構下，是否出現了一群自認可以凌駕法律、替執政者圍事的政治化大法官？ 當司法權從制衡權力，轉化為權力的工具，民主與法治也就名存實亡！
因此，指出「五恥大法官應有枉法裁判罪之適用」，並非情緒性的政治標籤，而是基於明確事實與法理所提出的制度問責。這不是政黨之爭，而是法治國的底線之爭。若明知違法仍可裁判而不必負責，下一步被掏空的，將不只是《憲法訴訟法》，而是整個憲政秩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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