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當面對歷史成為罪名─從白色恐怖秋祭風波看台灣政治文化的傲慢與偏見

十一月八日，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出席「1950 年代白色恐怖秋祭追思慰靈大會」，引發激烈爭議。

民進黨發言人戴偉珊於鄭麗文出席前一日即批評該活動「追思含中共情報人員」，指鄭「接受中共史觀、配合統戰」(中央社，2025年11月8日)；隔日，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指稱：「鄭麗文身為國民黨主席，卻以白色恐怖受害者來美化吳石，不僅汙辱白色恐怖受難者，更對不起當時因為吳石背叛而犧牲的國軍官兵，形同對著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吐口水。」(中時新聞網，2025年11月8日)。同日，《自由開講》刊出〈鄭魁向共諜致敬 如何面對忠烈祠『反共』英靈？〉投書，在她尚未到場前即完成定調。等到鄭麗文出席、拿出邀請函澄清時，輿論框架已被「向共諜致敬」的標籤所固化。

然而，鄭麗文當日明確表示：活動邀請與公告皆未提及吳石，她出席是為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而非特定個人。

她強調：「吳石是『來台灣進行顛覆或是情報工作』，做間諜工作，與她認知的政治思想政治犯有所不同。」(ETtoday 新聞雲)。

根據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4 年《人權紀念碑錄名更新名單》，名單中並無吳石，顯示鄭的說法與官方史料一致。

然而，這場風波的本質，並不僅止於一場追思儀式的各自解讀，而是台灣社會長期在政治語境中處理歷史議題的縮影。從媒體報導、政黨攻防到輿論標籤，我們看到的不是對史實的探問，而是對立敘事的再生產。

為了釐清這場爭議所映照出的政治文化現象，本文以下將從八個面向進行分析，從活動主辦與媒體結構，到史觀禁忌、政治倫理與公共記憶，試圖還原「當面對歷史成為罪名」的社會脈絡。

一、主辦單位與爭議根源

本次秋祭由「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主辦，地點在台北市萬華馬場町紀念公園。邀請函明載「為緬懷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在馬場町遭槍決的犧牲烈士」，但未具名任何人物。

馬場町確為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主要槍決地之一，1950年吳石、朱楓、陳寶倉等皆於此伏法。然而主辦單位另行發布的採訪通知，將吳石列名為烈士，並引用中國大陸以吳石等人為主角、以中共的「歷史正義」為敘事核心的電影《沈默的榮耀》，導致媒體以採訪通知內容的既成印象，以鄭麗文是否「致敬共諜」為追蹤報導的焦點。

二、正視歷史的誠意與反思

鄭麗文在秋祭活動指出：她進入國民黨後首要任務之一，是推動國共和解、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平反。她說：「在台澎金馬這片土地裡頭，每個人都不需要為政治信仰付出青春生命的慘痛代價。」並呼籲以「兩岸和解」取代對立，讓歷史成為理解與化解紛爭的橋樑。

綜觀其發言內容，鄭麗文的立場並非為特定陣營或特定人辯護，而是提醒社會：「白色恐怖」源自國共內戰後兩岸對抗下的威權戒嚴體制，若不正視歷史、正本清源地從「和解」開始，白色恐怖的歷史意義將被扭曲。誠實面對威權歷史，不代表否定安全威脅，而是承認在特定時代背景下人性與恐懼的殘酷，期盼此類悲劇不再重演。 （相關報導： 風評：如果不是鄭麗文，誰還記掛馬場町的吳石？ ｜ 更多文章 ）

三、媒體定調與輿論的偏差

主流媒體多採用「紀念吳石」框架，以「致敬共諜」為當日活動的報導焦點，在此輿論氛圍下，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於活動當日怒批：「乾脆改名中國國民投降黨！」（聯合報，2025/11/8）。國民黨前青年部副主任，不分區立委提名人丁瑀，接受媒體採訪時痛批：「身為國民黨現任主席，居然公開公然去祭拜相關活動的紀念人物，這樣子真的不可取。」(NOWnews ，2025/11/9），此等言行與民進黨將活動定性為「向共諜致敬」如出一轍，皆未釐及探究事實便以政治情緒代理性分析，將追思活動化約為「忠誠測驗」。

四、當史觀成為禁忌

退一步言，即使主辦單位具統派色彩，或早期成員包含左翼民族主義者，這樣的歷史存在也不應被抹除。

當台灣向國際高唱「台灣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民主國家，台灣證明民主可以在亞洲蓬勃發展」(引蕭美琴副總統在歐洲議會ICAP語，中央社，2025/11/9)，卻對「統一」「左翼」等字眼充滿敵意。這種思想潔癖正是威權遺緒的延伸。歷史若被政治化為忠誠測驗，只會讓社會喪失面對自身歷史的能力。

五、白色恐怖的政治壟斷與雙重標準

民進黨長期以白色恐怖作為道德資本，將受難者敘事納入自身的歷史正統。然而，當鄭麗文參與追思活動時，卻立刻被貼上「配合統戰」的標籤。這種選擇性的人權論述，暴露出台灣政治文化對歷史記憶多元性的排斥與不安。

以林書揚與傅賴會為例——兩人於1950年代因「台灣省工委案」被捕。林書揚被囚三十四年七個月，是台灣史上關押最久的政治犯。兩人皆被指控參與共產黨地下組織，卻於2018年由蔡英文政府的促轉會撤銷判決、恢復名譽。促轉會並未因其左翼或統派背景否決平反資格，顯示人權的普世性應超越政治立場。

其中，林書揚不僅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發起人並曾任會長，出獄後亦擔任勞動黨副主席與中國統一聯盟主席，長期從事勞工與統一運動。這樣的政治背景，並未妨礙其名譽回復，反而突顯出轉型正義應尊重個人信念的民主價值。

反觀吳石案，至今未獲平反，其性質自有不同。若將「白色恐怖受難者」與「情報案件」混為一談，不僅失真，也違背歷史的複雜性與層次。歷史不該被政治需求簡化，更不該被政黨壟斷為單一敘事。

六、藍營政治人物的語意真空與倫理失落

台北市市長蔣萬安對媒體訪問對鄭麗文參加這場活動看法時表示:「應以紀念為捍衛中華民國犧牲奉獻的前輩為主。」（中國時報，2025/11/8）雖然此立場帶有排他性，至少仍提出可辨識的政治立場，也仍展現他對歷史記憶主體性的思考。

反觀新北市市長侯友宜的回應：「任何需面對的事情，一定要遵守法規，符合社會的期待，這是大家的共識。」（ETtoday新聞雲2025/11/8），這句話幾乎成為一種語意真空的政治廢話。白色恐怖秋祭活動何來違法問題？若連「紀念白色恐怖」都需提醒「遵守法律」，那才是真正的荒謬！「社會的期待」又是誰的期待？是輿論的喧嘩、政黨的風向，還是民眾對歷史真相的渴望？侯友宜以「共識」之名拒絕表態，實際上是逃避政治倫理責任。

馬克斯・韋伯在〈以政治為業〉中指出，政治家必須兼具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前者關乎理想堅持，後者關乎對行動後果的自覺與承擔。真正的政治領袖必須能在理想與現實間取得平衡，既保持信念的熱情，也能以冷靜與勇氣承擔歷史後果。

一個曾被中國國民黨提名參與總統大選的候選人，理應有闡述「何謂社會期待」的論述能力與責任，侯友宜若仍僅能以此淺薄空洞的語言回避價值議題，顯示其毫無任何政治信念與熱情，不僅難以回應歷史與人民，其政治生涯恐將止步於此。 （相關報導： 風評：如果不是鄭麗文，誰還記掛馬場町的吳石？ ｜ 更多文章 ）

七、當紀念變成忠誠測驗

這場風波真正揭示的，並非個人言行的爭議，而是整個台灣政治文化對「誠實面對歷史」的恐懼。這種恐懼深植於歷史經驗之中，也反映出台灣人在長期歷史變局與權力轉換中所形成的「被出賣」心理結構——一種在歷史創傷中沉積的深層不信任與猜忌。這樣的心理結構，長年被政治人物轉化為選舉動員與製造仇視對立的政治資源，形成民主政治發展中最深層且持續的結構性障礙。

前蘇聯流亡文學家索忍尼辛曾說：「區別善與惡的界線，不在國與國、階級與政黨之間，而在每個人的心中。」

當政治人物不再以真誠與理性面對歷史，而是以選舉考量與輿論風向取代價值與責任，白色恐怖時代雖已遠去，然而其陰影仍以另一種｢輿論審判｣的形式滯留人心。

民進黨政府在恢復林書揚、傅賴會名譽時，未因其政治傾向而否定人權的普世性；同理，國民黨主席參與白色恐怖追思，也不該被貼上忠誠標籤。

當社會將「追思」與「統戰」畫上等號，這不只是對歷史的侮辱，更是對人權價值的誤讀。

唯有當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能以誠懇態度共同面對歷史，民主的多元與包容才真正落實。

八、結語：民主的試金石

歷史需要的是正視與反省，最不需要的是帶有既定立場與自以為是的道德審判。歷史記憶應屬於人民全體，而非特定政黨的專利。

白色恐怖的紀念，不應陷於藍綠與統獨對立的循環，更不該被中國與台灣之間的身份敘事所牽制。那是一段國家權力失衡的歷史，也是一場世代共同面對自由與責任邊界的集體省思。

鄭麗文的出席，在倫理上實踐了「不讓恐懼重返歷史」的自由意志。中國國民黨主席能夠出席由具有左翼與統派色彩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並公開致詞，本身即象徵台灣民主的深化與兩岸和解的試金石。

唯有當政治領袖懂得直視歷史的陰影、願意說明與承擔，這才是民主社會應有的勇氣與厚度。也唯有如此，台灣的民主才能從意識形態的撕裂中，回到理性治理與制度倫理的軌道。 （相關報導： 風評：如果不是鄭麗文，誰還記掛馬場町的吳石？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大陸研究碩士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