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吳豐山的挫折經驗，看九二共識是否仍具再實踐空間

2025年12月18日，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吳豐山於辭任之際，公開說明其任內嘗試恢復兩岸對話的經驗與挫折。吳豐山指出，在第一階段溝通中，台方要求對岸說明「中華民國在『九二共識』中的位置」，經多次往返後，對岸僅回覆「九二共識就是『異中求同、擱置爭議』」，未能進一步說明中華民國的定位；其後第二階段，吳豐山更透過私下管道建議與張志軍會面釐清爭議，卻被告知「九二共識沒有再釐清的必要」，並要求「若不要九二共識，應請台方提出新共識」。

此一敘述揭示兩個高度關鍵的研究問題。一，若「異中求同、擱置爭議」確為對岸對九二共識的實質回應，則九二共識本身是否可被理解為一種可操作的互動機制，而非如「一國兩制」的終局的政治方案，；二，若九二共識既被定位為「擱置爭議」，何以在我方提出釐清之請時，卻又遭陸方以「無須再釐清」回應，甚至被要求另提新共識？此一內在張力，正是當前兩岸互動陷入僵局的重要問題所在。鑑於此，筆者嘗試回到理論與歷史事實，重新檢視九二共識是否仍具「再實踐」的可能性。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其《世界秩序》一書對國際秩序的分析中指出，穩定的國際或區域秩序，在於一套明確規定了允許行動的界線且被各國所接受的規則即「合法性共識」，以及在規則破壞時強制各方自我可克制的一種均勢，認為均勢若是深思熟慮的的結果並運用得當，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戰的規模和頻率，並在出現根本性挑戰時加以抑制。意即各方對哪些行為仍屬可接受、哪些行為將被視為破壞秩序，形成一條的界線及各方都接受的規則。只要此一界線與規則尚能維持，各方能自我克制，縱使分歧依舊存在，衝突仍可被控制在可管理範圍內。此一觀點雖然被季辛吉用來詮釋其如何將中美之間迴然不同的歷史與價值觀塑造成為一個共同的新秩序的論述依據，然對理解及穩定台海之間的兩岸關係亦具有高度啟發性。兩岸在主權、法統與國家定位上的分歧，短期內難以消解；真正務實的路徑，往往不是先逼問彼此的主權終局答案，而是先建立一套能讓互動不致破局的合法性邊界。故從理論和歷史事實觀察，九二共識在歷史上之所以具有意義，正是因其曾發揮此種「合法性共識」的功能。

九二會談的形成，不能脫離 1991－1992 年兩岸為處理事務性議題所逐步建立的制度背景。台灣方面成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方面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形成「政府授權、民間機構出面」的協商架構。在此架構下，雙方多次就文書驗證、郵政往來等議題接觸，但始終未能就「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達成一致。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賴清德的兩大「人形立牌」─吳豊山與童子賢 ｜ 更多文章 ）

1992年8月1日，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關於「一個中國」涵義〉之政策說明，明確指出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對其涵義存在差異：「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並承認1949年後中國處於暫時分裂、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的客觀事實。此一政策說明，由海基會於同年11月3日 發布新聞稿表示我方將依據國家統一委員會1992年8月1日 對於「一個中國」涵義所作決議，加以表達；並正式去函通知海協會，表示已徵得主管機關同意，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中國大陸方面則於同年11月16日 透過海協會回復略以：在兩岸事務性協商中「僅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涉及一中國政治涵義」。正是在此「原則確認、涵義擱置」的互動條件下，1992 年 10 月香港工作性會談得以進行，構成後來被概括為「九二共識」的歷史基礎。

「九二共識」一詞並非1992年當場使用，而是2000年由時任陸委會主委蘇起於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就職前一個月所提出「希望難有共識的民、共兩黨也能藉由此比『一中各表』更模糊的名詞，繼續維持國、共兩黨當年費盡力氣才能建立的溝通管道，讓難得的兩岸和平及互信得以存續。」，故「九二共識」是用以概括當年兩岸在事務性協商中形成的處理方式。此一命名的目的，不在於宣告雙方已解決主權或法統問題，而在於為既有的協商經驗提供一個可被理解與沿用的語言框架。

其後，2005 年連胡會將「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確認為交流的政治基礎；時任中國國黨主席連戰於會談中當面提及 「我們在1992 年提到『一中各表』的一個基礎，當然不幸的就是這幾年來這樣的一個基礎，被曲解、被扭曲成為其他的意義，國民黨從來就沒有任何的改變」的歷史互動經驗，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並未因此中止會談，｢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仍成為於連胡會後公布的新聞公報內容。此一互動事實顯示，在實務層級，中國國民黨延續1992年8月1日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關於「一個中國」涵義〉的主張，即「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北京仍秉持在擱置一個中國政治涵義分歧的情況下，以「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作為互動前提加以運作。2009年馬英九總統執政後，兩岸仍以國共兩黨各自解讀的｢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交流互動的基礎。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總統於就職演說中承認1992年兩岸會談協商的歷史事實，並以「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指稱當時的互動方式，而未使用「九二共識」一詞。對「九二共識」此一詞彙的否定，可被理解為在承認歷史互動的同時，試圖避免被特定政治定義如如中國國民黨長期主張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所完全綁定。惟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負責人同日透過新華社聲明表示蔡英文「在兩岸同胞最關切的兩岸關係性質這一根本問題上採取模糊態度，沒有明確承認『九二共識』和認同其核心意涵，沒有提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具體辦法。這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此一立場歧異，造成日後兩岸官方無法互動迄今。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賴清德的兩大「人形立牌」─吳豊山與童子賢 ｜ 更多文章 ）

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更於2018年5月26日任內稱渠找過當年海基會換文海協會的信函，找不到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所說「一九九二年兩岸經由談判協商，我方行文對岸表達「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其含意雙方同意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這三十五個字（筆者比對實為三十二個字），表示不存在有關國民黨主張一中各表（就是九二共識）的文件。然此應被理解為蔡英文政府對「一中各表」在兩岸共識性文件上的否認，而非對1992年互動經驗本身的全面否定。惟九二共識的核心，從來不在「一中各表」是否存在於兩岸共識性的文件中，而在其是否曾實際發揮「求同存異、推動互動」的功能。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紀念談話（通稱習五點）將「九二共識」明確置入第二點「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的整體敘事之下，使九二共識首次被系統性地連結至特定制度終局。此一論述轉向，顯著壓縮了九二共識作為｢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機制的空間。

台灣方面隨即作出回應，蔡英文總統與民進黨將北京對「九二共識」的詮釋界定為等同「一國兩制」，並予以拒絕。自此，｢九二共識｣在台灣內部逐漸被理解為「一國兩制」的代名詞，其原本作為互動安排的功能性內涵，亦隨之被遮蔽。

然而，吳豐山所轉述對岸回覆「九二共識就是『異中求同、擱置爭議』」，顯示即便在2019年之後，北京在具體溝通層級仍使用功能性語言，而非直接啟動如一國兩制的終局敘事。「擱置爭議」的語義，正是承認分歧存在、但不使其成為破局因素，這與九二共識歷史上的實際運作高度一致。

此一說法亦可與北京既有官方話語相互印證。2018年12月26日，時任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曾指出，九二共識的功能在於「求同存異、擱置爭議」，並強調其「符合雙方各自規定」。而考據馬曉光「符合雙方各自規定」的說法，源自於前述2025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負責人透過新華社針對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發表之聲明，聲明中指出｢我們注意到，台灣當局新領導人在今天的講話中，提到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和達成了若干共同認知，表示要依據現行規定和有關條例處理兩岸關係事務，在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正面論述。此一論述顯示，「求同存異、擱置爭議」「異中求同、擱置爭議」仍是北京一貫且持續主張的功能性互動框架，而中華民國憲法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在台灣的實際統治及兩岸互動的效力亦被北京事實性的承認。

故前述吳豐山所轉述對岸「九二共識沒有再釐清的必要」，源於九二共識既有運作邏輯下，釐清「中華民國在『九二共識』中的位置或『一個中國』內涵的爭議」本身即不具必要性與可行性。蓋九二共識之核心，在於對「一個中國」內涵採取擱置爭議的處理方式，使雙方得以在不處理政治定位爭議的前提下展開互動。然而，自2021年後台灣官方在實務上拒絕任何形式的「一個中國」表述，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在此前提下求對岸明確說明九二共識下中華民國的地位，乃至於釐清「一個中國原則」之政治內涵，已實質偏離「九二共識」的原有互動機制，使九二共識從「可管理分歧的機制」被推向「不可再討論的政治前提」，亦正是當前兩岸互動困境的核心問題所在。

然從吳豐山所轉述對岸回覆「九二共識就是『異中求同、擱置爭議』」似可找回「九二共識」再實踐空間的關鍵線索。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賴清德的兩大「人形立牌」─吳豊山與童子賢 ｜ 更多文章 ）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10月鄭麗文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後，習近平所致賀電與其後回電，仍以「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作為互動基礎，雖習近平談及「促進國家統一」，然未進一步延伸至「一國兩制」的制度論述。嗣後，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張榮恭陸續赴陸與國台辦主任宋濤會晤商談。張榮恭並於會晤宋濤時表示，「鄭麗文主席在回覆給習近平總書記的電文中明確表示，自1992年海峽兩岸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這就是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此一互動顯示，在具體政治情境中，北京仍可選擇回到較低政治張力的功能性語言敘事。

張榮恭進一步指出，中華民國的存在並非透過對方法理承認而確立，而是在實際互動與制度運作中被「客觀呈現」。此一觀點正與季辛吉所謂「合法性共識」相呼應：所謂「合法性共識」，在於各方允許採取行為的界線，以及各方都能接受的明確規則；而「求同存異、擱置爭議」的互動方式，及 1992 年兩岸透過「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所形成之九二共識，正是在不違反雙方各自現行法規與制度運作前提下，為兩岸所共同接受之行為界線與互動規則。

綜上所述，九二共識的問題不在其歷史是否存在「一中各表」的共識文件，而在其「求同存異、擱置爭議」的功能是否仍被允許發揮。2019年以來兩岸對九二共識的終局化的詮釋，確實壓縮了其空間，但吳豐山所述對岸「擱置爭議」的回覆，以及鄭麗文與習近平互於賀電互動所展現的語言及行動，顯示九二共識作為「合法性共識」並未完全失效。

總結而言，吳豐山的挫折經驗，並非證明九二共識已然失效，而是清楚揭示：當九二共識被要求承載其原本無法承擔的終局政治任務時，其作為互動機制的功能必然受阻。九二共識能否再實踐，終究取決於雙方是否仍願意接受「求同存異、擱置爭議」這條歷史上曾被證明可行的合法性界線。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賴清德的兩大「人形立牌」─吳豊山與童子賢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大陸研究碩士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