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開學週時，澎湖馬公市立幼兒園發生了「水壺事件」，看似一樁小小的行政疏失，卻猶如投石入湖激起層層漣漪，映照出台灣教育體系長久以來結構性沉痾。
澎湖縣政府為響應行政院的員工福利政策，為公部門員工子女發放專屬水壺，卻在幼兒園內公開發放，導致部分孩子有拿到，部分孩子空手而歸，硬生生在純樸的幼兒園劃下階級界線。這一措施不僅打擊了孩子的平等觀念，更引發家長不滿。在輿論壓力下儘管由馬公市長緊急補破網，增購水壺統一發放給所有園所幼童，然這亡羊補牢之舉，僅是治標不治本。真正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事件背後將學校視為政策提款機的長年陋習，對政策執行面的現場環節嚴重忽視，以及由此衍生的對基層教職員的壓榨，甚或成了代罪羔羊。
台灣的教育行政體系，長久以來都存在著「上頭出政策，基層背黑鍋」的惡性循環。從中央到地方，各式各樣的政策指令前仆後繼，學校被視為最好用的執行平台。不管是推廣孩童補鈣的「班班喝鮮奶」，還是鼓勵假日運動的「校園愛心球」，政策的美意總是動聽，但執行起來卻是勞師動眾。政策在制定時往往只考慮目標宏大，卻鮮少顧及執行細節。例如，「校園愛心球」點子立意良善，但基層學校反映器材管理混亂、假日無人維護，人力資源吃緊；而「班班喝鮮奶」政策則牽涉物流配送、保存時間短及影響課堂進行等複雜層面，增加教師行政負擔。這些繁瑣的行政任務、朝令夕改的通知，最終都轉嫁到基層教職員，讓老師疲於奔命難以兼顧教學工作。這些政策無一不是將學校當成提款機，任意取用資源與空間，卻鮮少提供相對應的人力與軟硬體支援。
當老師們窮於應付這些與教學無關的行政瑣事，他們的專業與熱情一點一滴地耗損。本該專注於備課、指導學生的時間，被無止盡的訪視、評鑑與各項宣導活動淹沒。本末倒置的現狀，不僅讓教學品質受到實質傷害，更讓教師的專業尊嚴被無形剝奪。長此以往，教師的士氣與熱忱被消耗殆盡，導致目前優秀的年輕人也不願再投身教育，這對台灣的教育發展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水壺事件的背後，是制度設計的缺陷與行政思維的怠惰。上位者將學校當成政策的便利商店與提款機，不知人間煙火，以為一紙公文下達，政策運行都能一馬平川，卻忽略了教學現場諸多現實層面的考量。這種把方便當隨便的思維，不僅讓政策美意變調，更讓基層的辛勞與專業被泯滅。如果政府部門持續忽略這些問題，持續將政策壓力轉嫁給學校，再好的政策也只會淪為一齣齣鬧劇，徒增基層的負擔與怨言。
水壺事件的啟示，不止於教育公平的探討，更是一記警鐘，提醒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教育行政體系中的制度缺陷。政策制定者必須停止將學校視為政策提款機的陋習，在規劃任何政策時，應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便宜行事。
這不僅需要政策制定者下放權力，讓學校擁有更多自主權，避免無謂干預。更需要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讓基層聲音能被真實聽見。唯有讓學校回歸教育的本質，讓老師們教學正常化，才能真正守護台灣教育的未來。否則，這場水壺風暴之後，還會有更多的政策提款機風暴，持續撕裂我們的教育根基。
＊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全教總國會聯絡人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教育應守護孩子，而非爭議試驗場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