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川普再度入主白宮，其單邊主義展現出更為顛覆性的特徵。當他趾高氣昂的對烏克蘭總統放話「You don’thave the cards」 ，當他肆意揮舞關稅大棒、甚至軍事打擊伊朗核設施時，本就動盪的國際體系加速滑向失序的深淵。在全球化遭遇「升級版川普主義」衝擊的背景下，曾被廣泛遵循的國際規則正被實力威懾取代，赤裸裸的叢林法則似乎在讓這個地球重回「強權即真理」的危險週期。
歐洲分裂，美國撕裂，俄烏鏖戰未止，中東憑添混亂，拉美與非洲的成長又顯脆弱。國際多邊合作瀕臨失語。與此同時，氣候危機、數字鴻溝、公共衛生等非傳統風險又與固有地緣矛盾交織疊加，熔合為全球無法拆解的「新系統性危機」。
當今世界由兩百餘個政治實體構成，其多元性可從不同維度加以劃分——或按地緣區域，或依經濟發展水準，或基於種族膚色，或參照文明與宗教信仰。自古以來，這些多元差異常常成為矛盾與衝突的歷史根源。然而，在「新系統性危機」的背景下，更為深層的動因正在凸顯：不同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分野所引發的結構性碰撞，正逐步主導國際格局的演進，並驅動全球秩序的深刻重塑。
蘇聯解體後至今的國際趨勢清晰表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競爭並未因美蘇冷戰結束而消弭，反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更為鮮明且複雜的對比共存，這已成為當代世界最突出的結構性特徵之一。2018年，川普政府發起對華貿易戰，表面上是中美兩國的經貿摩擦，實質上是兩種發展模式、政治制度乃至全球治理理念之間的深層對撞。中美貿易戰並非偶發事件，而是兩國實踐不同制度必然出現的結果。
近現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依託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軍事同盟架構與價值觀念輸出，長期主導全球化進程。儘管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相繼衝擊其霸權根基，西方仍堅信自身發展模式的優越性與「歷史終極性」。然而，中國的迅速崛起正在動搖這一敘事體系：一個曾深陷百年國殤的非西方大國，憑藉社會主義制度與獨特的發展路徑，在數十年間實現跨越式發展，不僅扭轉國運，更釋放出遠超蘇聯的地緣影響力。面對如此突如其來的結構性劇變，西方在疑惑不安中被迫重新審視其關於社會制度、發展模式與文明走向的既有認知。
「中國怎麼了」與「社會主義怎麼了」的大哉問，出現了。
一、中國執政邏輯的哲學基礎
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期，當工業革命的浪潮重構地緣格局時，中國仍深陷封建制度的桎梏。由於未能及時掌握先進生產力並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中國在現代化轉型中陷入被動，不僅喪失國際分工主導權，也缺席了全球治理的權力塑造，並最終淪為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邊緣附庸和利益被剝奪者。在此後的百年裏，中國為自己歷史性落後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外侮、內戰、凋敝接踵而至，民族命懸一線。
基於對民族悲劇的深刻反思和唯物史觀的理論檢視，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精英提出「落後就要挨打」的論斷，明確了生產力先進與否和民族興衰之間存在著絕對關係，並在執政後據此將國家意志全面聚焦於「解放生產力—重塑生產關係—民族復興」這一條主線。當歷史來到1978年，隨著中國開啟「改革開放」，這一認知首次轉化為系統性實踐，國家戰略與政策全面圍繞生產力釋放與制度創新展開。時至今日，中國已建構起一套持續推動生產力躍升與生產關係動態優化的機制，擁有從生產螺絲釘到衛星的完整工業譜系，製造業規模不僅是G7之和，更成為全球唯一覆蓋全產業鏈的單一經濟體！
在短短半個世紀中，中國以和平方式完成從「百年衰敗」到「民族復興」的歷史反轉，十四億人口的共同實踐證明了「生產力決定論」的科學性，佐證了社會主義制度在解放與優化生產力上的獨特優勢。中國走出一條本土化的發展範式，既超越了「蘇聯模式」，也打破了「資本主義唯一論」的迷思。
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始終同頻共振，構建「經濟基礎——上層建築」螺旋上升的良性迴圈，前者提供變革動能，後者供給制度支撐。二者耦合則進步，脫節則停滯，若失衡則倒退，甚至觸發系統性危機。
在經濟實踐方面，中國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建立了「國有——非國有」經濟結構與功能互補的雙元機制。國有經濟主導能源、食品、通信、交通等國家命脈性產業，為國家戰略安全與調控兜底。而非國有經濟深入市場博弈，負責技術反覆運算、效率提升和財富流動。國有企業是穩定國家體系運轉的「護國神山」，非國有企業則是生產力創新的「拓疆神器」，二者協同推進，缺一不可。這種「國民共進」的兩手模式，既避免了完全市場化導致的壟斷與失衡，又克服了傳統計劃經濟的僵化弊端。
西方輿論慣用「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的二元敘事解讀中國經濟，把「國有——非國有」視為零和，此乃誤判。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強調的是：隨著發展階段的推進，國企與非國企需在功能上協同、結構上再平衡，最終實現共進。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十年快速發展就是範例：政府統籌要素供給，市場通過競爭驅動技術反覆運算，其結果就是比亞迪、吉利、寧德時代等非國有企業躋身前列，成為全球性的行業龍頭，而國企同步築牢基礎設施與上游資源，形成「國民共進」的閉環優勢。
近期，「中國製造2025」一度成為西方媒體的焦點，美國國務卿盧比奧（Rubio）對此還做出專項研究報告予以關注，其原因在於儘管有新冠疫情和中美貿易科技戰的衝擊，但該戰略實施近十年來，關鍵專案的指標完成度仍突破90%，中國經濟模式的優勢得到充分展現。除了華為、小米、淘寶、京東等，近十年中國還湧現出抖音、拼多多、deepseek、大疆、宇樹機器人、滴滴、shein、小紅書等數十家獨角獸非國有企業。這顯然不是「國進民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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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政治實踐也在同步推進。世人熟知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再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他們既一脈相承又層層遞進，為生產關係的持續優化提供理論座標。依循此座標，中國先後部署了接力式的發展戰略——1978年改革開放「先富帶動」、1990年代「共同富裕」、2000年西部大開發、2003年東北振興、2004年中部崛起、2014年京津冀協同、2017年鄉村振興、雄安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並以RCEP、「一帶一路」鏈接全球。這些戰略的相繼推出與落實，不僅持續重塑與優化生產關係，也不斷提升著執政者的國家治理能力，使其更有力、更精准地解放與引導生產力。
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熟化，除了源於對內潛力的持續挖掘，也得益於對全球經驗的選擇性吸收與轉化。中國在實踐方法論中始終遵循一條原則：系統總結國內外成敗案例，提煉可移植要素，再嵌入本土語境。近現代以來，蘇聯和美國以迥異的制度路徑探索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互動模式，他們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深刻啟示，自然也成為了中國「借鏡」的主要目標。
三、借鏡
中國與前蘇聯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卻在現代化道路上呈現出全然不同的走向，並最終收穫截然相反的結局。其根源在於，兩國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矛盾與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以及制度實踐的方式與路徑，存在重大差異。作為蘇聯對立面的美國，雖正處於生產力發達的資本主義高級階段，但金融資本固有的逐利本性正日益扭曲其生產關係，除了會導致實體經濟萎縮與虛擬經濟泡沫化，更會誘發社會深層結構的系統性風險。對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探索市場經濟的中國而言，蘇美是一把雙面鏡：既示警，亦示路。
借鏡蘇聯：蘇聯以政治統攝經濟，體制僵化如一潭死水；中國讓政治回歸「服務生產力」的本位，市場與宏觀調控雙輪驅動。蘇聯輸出意識形態、捆綁軍事同盟，志在終結資本主義；中國奉行和平共處、不結盟、互不干涉，尋求合作共贏。蘇聯閉關自守，用配給制維繫「兄弟圈」；中國打開國門，以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市場。蘇聯抱守教條、脫離現實；中國堅持實事求是，以實踐檢驗真理。蘇聯固守僵化體制終致解體，而中國發展行穩致遠。中蘇兩條道路的差異，歸根結底是「權力本位」與「發展本位」的選擇。蘇聯讓社會主義走向低潮，而中國讓社會主義以全新面貌重回曆史競技場。
借鏡美國的政治：儘管美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制度最為成熟的國家，但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來看，在全球地緣與經濟結構面臨深度重組背景下，其制度局限性日益凸顯。經濟金融化、財富高度集中、社會階層固化、政策短視與治理混亂等問題，正逐步侵蝕美國現有制度的活力。而週期性危機的疊加更使其自我修復機制逐步瓦解。由此，曾經驅動繁榮的制度優勢，正反向演化為發展的結構性桎梏。
再者，本應嚴肅的「定期投票」程式，正蛻變為一場娛樂大眾的「政治真人秀」。候選人之間的理性辯論讓位於情緒化操弄與無底線攻訐。為了博取眼球競相炮製熱搜，民粹成為流量密碼。選舉期間，空頭支票滿天飛，各種選舉口號的欺騙性和「實驗性」遠大於實效性。更吊詭的是，一些毫無施政經驗的政治素人，竟可以憑藉「秀」能力登上權力巔峰，整個社會成為了他們政治口嗨的試驗場，其結果就是國家治理的不確定性增加，甚至面臨災難性局面。普通選民表面上行使了投票的政治權力，但這更像是在資本導演的政治大戲中跑了一場龍套。可以盡情認真參與，但決定不了劇情的走向與結局。
選舉結果往往在微弱的票數差距中完成「贏者通吃」的權力更替。但選舉結束並非動盪的結束，反而是新一輪政治惡鬥的開始。因擔心權力隨時易手，當權者不得不追求「短平快」的政績和利益變現，這導致政策急功近利且脫離現實。同時，無休的黨爭難以凝聚戰略共識，長期規劃和建設要麼成果不足要麼淪為空談。這樣的政治環境不但無法推動生產關係的優化，反而產生了持續的負作用。
相較於西方的政治生態，中國的制度設計對資本的「角色」作出了清晰界定：資本應處於被引導、被規訓的地位，而非成為主導社會運行與政治權力配置的決定性力量。在此基礎上，中國構建了「政治協商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支點的協商型政治結構，規避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常見的政治極化與惡性黨爭。
社會主義政治體系把政治精英、行業代表與社會群體的多元訴求，經民主集中制整合後凝成統一的國家意志，並轉化為政策行動，實現了「民意收集－民主協商－制定決策－貫徹執行－效果評估」的政策閉環。這樣一種涵蓋政治動員、社會參與與政策治理全過程的制度運行形態，正是中國所獨具的「全過程人民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對像是全體公民，而非固定範圍的選民，其要義在於統籌全民利益。民眾在此制度中，因長期共用到發展紅利而自願賦予制度以信任，執政者則以持續的社會進步回饋並強化這一信任。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以黨爭實現「恐怖平衡」，中國通過「信任—發展—再信任」的迴圈，使國家與社會之間形成了一種以政治信任為基礎的互動且穩定的關係。
再有，中國執政精英的選拔遵循「基層—地方—中央」的逐級淬煉。政治新鮮人需在縣鄉一線幹出實績，再經省市多崗輪換，才有最終進入決策核心的可能。高層領導人普遍擁有跨地域、跨部門二三十年以上的治理履歷，鍛造出重實踐、尊規律的執政風格，整體形成了穩健務實的政黨品格。這與資本主義中通過「定期投票」讓執政經驗嚴重缺失的人獲得高位有著本質區別。
西方輿論慣於將中國「人大」「政協」形容為「橡皮圖章」，忽視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極為重要的實質功能。殊不知正是「圖章」們在持續不斷的回饋經濟社會運行中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案。在「圖章」的推動下，華為、抖音、小米、大疆、宇樹科技等無數企業，才能與國家戰略實現精准對接，從而共同推動中國在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上的躍升。
社會主義政治精英們十分在意自己在歷史進程中的定位，而非個人一時的榮辱得失。他們尊重歷史經驗，審慎研判未來趨勢，強調一切決策都必須經得起歷史檢驗。他們拒絕情緒化與短期化操作，強調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與實效性。在面對例如美國貿易戰之類的外部衝擊時，執政者選擇用更深層的改革和提高治理效能解決問題，而非抱怨或轉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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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期投票制」的政治生態中，政黨與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標是贏得選舉，其行為邏輯更多服務於選票最大化，而非直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與優化。而在社會主義「全過程民主」的政治生態中，政治精英的首要目標是統籌國家發展戰略，優化產業佈局和資源配置，直接推動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
總之，中美政治生態的本質區別在於：美國以選舉週期為導向，中國以生產力發展為導向。在服務目標和方式方面，前者偏重政治動員，後者側重國家頂層設計與發展戰略的系統推進。
借鏡美國經濟：當代美國經濟已進入「金融資本+虛擬經濟」為主導的資本逐利形態，實體經濟在總體增長中的相對貢獻明顯邊緣化。中國則反向而行，強調實體經濟為本、虛擬經濟為用，不斷強化全球唯一的全產業鏈體系。中美在「脫虛向實」與「脫實向虛」之間的分叉，不僅映射出兩種制度的發展範式差異，更成為重塑中美戰略格局的關鍵變數。
在美國，資本對「快錢」與利潤最大化的追逐，使資源配置持續抽離實體經濟，「虛」「實」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削弱了國家經濟的韌性與可持續性，加劇了貧富鴻溝和金融風險。美國當前債務水準居高不下，就是虛擬經濟走向極端化的必然結果。「經濟繁榮」只是信貸擴張和債務驅動的海市蜃樓，是貪圖「甜食」後的不健康的虛胖。
中國把實體經濟視為生產力持續躍升的「根」，是確保全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虛擬經濟必須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目標，不能淪為資本無序擴張的逐利工具。基於此定位，中國近十年全力夯「實」去「虛」。P2P清退、壓縮無效金融供給、打擊影子銀行等措施，都為了調整資金從紙面財富進入廠房與產線。國外輿論關注的中國樓市降溫，看似增長動能的短期回調，實則是擠掉炒樓泡沫、實現產業結構再平衡的必要之需。
改革開放短短半個世紀，中國的實體經濟就實現了三次跨越式升級，貫通基礎製造與高端技術領域，這既源於市場機制的活力釋放，更顯現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優勢。通過「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國構建了稀缺資源高效轉化機制——將技術、資本與人才要素快速轉化為普惠性基礎設施，並依託規模化、標準化與充分競爭實現加速反覆運算。這種「壓縮式升級」模式，相較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漸進式演進，展現出更顯著的效率優勢。無現金支付、5G、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中國往往率先佈局並率先收穫，進而成為全球產業的領先者。實體經濟的升級發展是一切的根基。
連續十二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30%以上。中國的實體經濟已經在全球價值鏈和關鍵環節形成支配力量，牢牢鎖定了全球經濟引擎地位。如今，中國正在衝刺第四次產業升級，在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無人機、機器人、太空產業等前沿領域全面領跑，一個全新生產鏈和效率範式---「新質生產力」，已經出現。
社會主義中國的核心特徵之一，是實現「人民共用」資源，這與資本長期把控資源的稀缺性、實現資本利益最大化有著根本不同。中國推動先進生產力迅速市場化和平民化，會同步催生新的生產關係，新生產關係的建構過程，本質上也是社會結構優化和財富重新分配的過程。輔以國家政策的傾斜規劃，社會主義者追求的共同富裕就不只是願景，而是制度可以企及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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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借鑒美、蘇的發展經驗教訓，中國在政治經濟方面走出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當前中美競爭已超越簡單的規模對比，而是兩種制度下如何重塑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賽跑。美國遏華的火力集中兩處：一是阻斷中國高科技突破，二是延緩其成果的高效市場化，前者屬於壓制生產力範疇，後者屬於阻礙生產關係範疇。一旦中國既完成關鍵技術的突破，又能憑藉制度與市場優勢將其迅速轉化為普惠生產力，美國現有產業秩序與全球主導權將遭遇不可逆的衝擊——這才是華盛頓最深層的戰略焦慮。
面對川普驟然加碼的關稅戰，中國未退一步，第一時間對等反制且不落下風，這標誌著中國發展已邁入新階段，並在對美關係中實現了歷史性的戰略平衡。二戰之後，世界首次出現兩個在政治、經濟、軍事與制度等全維度展開系統性戰略博弈的國家，這正是推動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動力所在。
四、中國的回答
「彎道超車」常被西方輿論用以形容中國的快速發展，雖偏向正面評價，卻並不貼合真實邏輯。因為國家發展並不存在所謂的「彎道」，任何超越都是戰略前瞻、戰術執行與制度調整合力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取巧「走彎道」的結果。無論歷史座標如何移動，中國「服務生產力」這一元命題，並同步塑造與之匹配的生產關係。這才是中國實現驚人發展的唯一答案。
在經歷美蘇爭霸與美國單極主導後，世界正加速邁向多極化新階段，各國都在劇變中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中國以非掠奪、非對抗、不依附霸權的自主道路實現長期躍升，重新定義了「和平發展」。繼美國之後，「中國模式」成為世界發展的新參照。
在制度設計上，中國有效規避了多黨競爭所可能引發的政治內耗，形成了專業化與經驗化高度融合的執政團隊。政府與社會之間建立起穩定且深層的互信機制，避免了社會撕裂與極端化政治行為的滋生。政治精英為「人民」服務，不是為「選民」服務。政策制定既保持戰略定力與目標連續性，又具備高度的動態調整能力。中國結合本土發展實際，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本土化重構與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現代化升級。
從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到「和平與發展」「一超多強」「新型國際關係」，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百年變局」，中國的世界敘事雖幾經躍遷，卻始終圍繞一條主線：以持續躍升的生產力為支點，推動自身和全球生產關係的再造。每一次敘事內容的更新，都是把高速增長的經濟能量轉譯成國際秩序的「新語法」。
中國的「新語法」強調，任何制度都是眾人共處的契約，其生命力取決於能否不斷解決新問題。制度沒有「終極方案」，只有「更優解」。所以，當問到「中國怎麼了，社會主義怎麼了」的時候，答案還是用鄧小平的那句話，「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中國以自己成功的社會主義實踐，為世界呈上一條迥異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道，更在制度之外，開啟了一場關於人類如何共存的深層哲學思考。
五、結論
二戰及冷戰後，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典範的美國，其發展模式對世界各國產生了廣泛的示範效應。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終結論」，強調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將成為人類最優的生存模式。基於此「標準」，凡偏離歐美經驗的國家皆被貼上「落後」「不民主」的標籤。社會主義中國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標準」下，長期遭受西方主流輿論的批評和質疑，他們篤信蘇聯的結局就是中國的命運。由此，一路唱衰的「中國崩潰論」成為評論中國的典型思維模式，並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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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下，天然伴隨著高度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在實踐進程中，國家制度的改革、社會結構的優化以及意識形態的多元交織，必然引發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出現強烈的制度張力與社會之間的摩擦。產生諸如「六四」政治風波就是這一時期內在矛盾的集中顯現。
然而，當西方輿論經常利用「六四」事件來佐證「中國崩潰論」時，中國反而實現了四十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陸GDP總量增長近370倍，全球排名從第十一躍升至第二。特別是在「六四」後，中國連續十七年實現了平均10%的GDP增長率，人均GDP從1989年的310美元，增至2024年的13500美元，漲幅超過44倍。伴隨經濟成長的是中國社會對自身發展和文化的高度認同和自信，從心理上擺脫了對資本主義的「非理性崇拜」。中國用自己的發展證明瞭「8964」是社會轉型期內部張力釋放與制度自我調適的過程，而非西方塑造的「異類」和蘇聯翻版。
西方推行的「顏色革命」與「和平演變」屢遭挫敗，根本癥結在於其未能洞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運行邏輯。他們的演變策略停留在培植異見、操控輿論的表層，完全無法觸及支撐中國發展的底層架構。當無「演變」的土壤，「顏色革命」自然無果，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與治理體系自然不會產生系統性風險。
隨著「中國崩潰論」的崩潰，中國自然也就徹底跳出了「崩潰論」的輿論魔咒。
回顧歷史，任何政治力量的興衰，歸根結底取決於能否與生產力的發展同步前進，並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決策。「打鐵還需自身硬」，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如果有一天走向衰退，其根本原因不會是外部輿論或戰爭，而是自身未能持續釋放生產力、調整生產關係，就如同蘇聯和歷史上其他衰敗的強權一樣。只要世界上沒有出現一種更加高效、公平的制度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實踐的社會主義道路仍將保持其獨特的優勢且不可替代！
台積電赴美設廠已非單純產能佈局，而是臺灣「鏈主」地位鬆動的明確拐點。一旦美國本土生態成型，台積電勢必從規則制定者降格為可被替代的環節，臺灣的戰略議價權也將隨之流失。更為棘手的是，島內週期性的政治動員正把社會注意力從產業升級轉向「人鬥」與「黨爭」，臺灣的政治已經在嚴重破壞生產關係的優化，並在持續制約生產力發展。在定期選舉的鐘擺下，出現兼具決斷力與整合力的危機型政治精英的概率愈發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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