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岷欽觀點：總統不做，做警察─川普能行嗎？

對自由最大的威脅，來自於那群「願意為了安全假象而放棄自由」的群眾。(The greatest danger to liberty is from the majority willing to trade it for the illusion of safety.)--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2025年8月11日，川普宣布援引《華府自治法》第740條，動員800名國民警衛隊與500名聯邦探員，未經首都市長或國會同意，全面接管華盛頓特區的警察與檢察體系，為期30天。川普聲稱，這是對「無法無天」(complete and total lawlessness)治安狀況的緊急回應。然而，這場接管行動所引發的，遠不只是執法爭議，更是一場橫跨法律邊界、制度張力與政治擴權的深層對決。

川普「能」嗎？——從憲政分權看總統的極限

首先，川普所依據的《華府自治法》第740條，的確賦予總統在華府「無力或拒絕維持秩序」時出動聯邦機構的權限，但該條文亦明定干預不得超過30天，延長則須國會同意。問題在於，川普未證明地方政府失能或拒絕執法，也未經華府市長穆里爾．鮑瑟 (Muriel Bowser) 請求，更未經過國會程序審議，即逕行宣布行動。

這不只是對「緊急授權」的濫用，更可能成為未來總統直接跳過地方自治與國會監督的「30天例外通道」。當行政權單方面解釋法律、界定危機並動員軍警，地方治理的憲法保障形同虛設，此舉已遭市長與國會民主黨人譴責為「威權衝撞自治」。

尤其，若將川普此舉放在其他民主國家的坐標上，差異愈發鮮明。加拿大即便啟用《緊急狀態法》，仍須接受國會的即時監督；英國內政部介入倫敦警政時，必須同時面對地方政府與國會的雙重問責；澳洲則依循層級清晰的協議程序運作。唯獨美國，容許總統一人拍板，便可決定一座城市的安危與自治存亡。

川普「行」嗎？——從執行力與成效看政治表演的落差

其次，川普形容華府為「血腥幫派橫行」，稱「人們害怕出門，警察被廢、罪犯被放」，但根據華盛頓特區警察局與聯邦調查局數據，2024年華府兇殺案為187起，較2023年下降約32%，但每十萬人27起，仍高於波士頓（3.7）、紐約（4.7）、洛杉磯（7.1）。汽車竊盜率偏高，確實存在「無法容忍的治安問題」，但情勢遠非川普形容的「失控地獄」。

實際上，國民警衛隊部署後多停留於象徵性存在，巡邏部隊常見於拍照、合影而非執法。居民，特別是Anacostia等非裔社區者，擔心自己成為「政治表演下的無辜犧牲者」。川普所任命的檢察官珍妮．貝蘿(Jeanine Pirro)甚至將青少年司法制度貶抑為「冰淇淋社交會與瑜伽課」，無視少年矯正系統中普遍存在的資源匱乏與虐待問題。

根據過去經驗來看，川普的行動更像是一場政治劇場：選擇性渲染犯罪數據、製造危機、用軍警拍片作秀，再以「恢復秩序」為名收割戰果，卻無法真正解決根本問題。

30天之後，制度與治安的善後之道？

基於憲政分權原理，《華府自治法》設下30天的行政干預限制。但30天後，問題是否解決，抑或只剩下制度斷裂、地方失能與社區信任流失？

根據《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分析，川普這次的「30天干預」若無制度配套與治本策略，恐導致三重後果：

·地方政府合法性受損，警政與檢察功能遭架空，影響長期運作與人才流失；

·聯邦干預常態化，總統可未經地方與國會直接出兵，危及美國聯邦制；

·民眾對民主治理信心下降，治安被武器化為選舉工具，將侵蝕法治根基。

美國法界與犯罪防治專家則進一步指出，真正可行的治本之道包括：

·增補地方警力與提升偵破率，強化社區司法信任；

·加速法院與檢察積案處理，減少再犯風險；

·對青少年犯罪建立具嚇阻力又人道的干預措施，如電子監控與義務服務；

·建立聯邦與地方的協調機制，讓安全治理建立在制度合作而非權力接管上。

民主需要守護制度，而不是崇拜強人

持平而論，川普的出兵行動有其條文依據，但缺乏制度精神。他以「秩序」之名打開總統干預治安的合法窗口，卻未留下可長可久的制度安排。總統不能以臨時接管之名，犧牲民主制度的自我節制機制。

當人民容許總統30天內扮演警察、檢察官與法官；那麼，試問：第31天以後，民主該由誰守護？

川普不是首位操弄治安焦慮的總統，卻可能是首位試圖將聯邦權力以軍事姿態接管地方警政體系的總統。他的行為固然具法律語言包裝，卻背離了美國憲政精神中最根本的信條：權力的節制。

未來的美國，不該交由每一任總統依情緒設限，而應回到制度設計原點。正如漢彌爾頓所警告：「當三權合一落入一人之手，暴政便已現形。」

＊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