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去風險」還是「去理性」？ 臺灣戰略定位正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自賴清德總統上任以來，兩岸關係急遽惡化，戰略脫鉤成為主政方向。政府不僅強化軍備、延長兵役、推動全民防衛體系，更在經貿、教育與文化領域持續去中國化。官方論述中充斥著「和平保台」「備戰才能避戰」等強硬語彙，但當戰略論述無對等外交作為支撐、軍事嚇阻缺乏溝通緩衝機制的配套，實質上就是將台灣推向更高風險的戰略懸崖。備戰從來不是錯誤，但當它被政治動員化、去政治協商化，就極可能成為衝突爆發的前奏。

國際關係學中著名的「民主和平論」由Kant奠基，後經Michael Doyle、Bruce Russett等人發展，主張民主國家之間較不易發生戰爭。這套理論建基於兩個邏輯：其一，民主政體內部制衡機制使領導者發動戰爭的政治成本上升；其二，民主國家傾向以外交協商解決爭端。然而，這並不意味民主等於和平。美國是當代民主國家的標竿，但自二戰以來，美國對外發動軍事行動的次數全球第一，從韓戰、越戰，到海灣戰爭、伊拉克、阿富汗與利比亞，美國以「推廣民主」「保護人權」為名，實則推動地緣介入與秩序重構。

臺灣若將國家安全完全寄託於民主體系的道德護持，或信賴所謂「民主同盟」就能保證和平，恐怕低估了現實政治的殘酷邏輯。政治學者Hans Morgenthau早在冷戰初期便指出，國際政治的本質是權力的競逐，不是道德的實現。臺灣的安全策略若僅僅從價值立場出發，卻忽略權力與地緣的基礎，將使國家暴露於更大的衝突風險。

更令人擔憂的是，賴政府不僅在軍事防衛上高舉備戰大旗，在經濟與文化領域也同時強推對中脫鉤政策。賴清德曾在競選期間提出「經濟安全國家隊」、推動供應鏈去風險化，執政後更進一步朝「經濟去中化」邁進。然而根據中經院資料，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含香港)金額為1522.5億美元，占整體出口比重達35.2%，其中電子零組件、機械設備與化學品為主要順差來源。這顯示在無足夠替代市場的情況下貿然脫鉤，將對中小企業造成極大衝擊，進一步影響就業與實質薪資，並加劇區域經濟的不穩定。

從外交學觀點來看，制度化的對話機制與危機溝通管道，是維持戰略穩定不可或缺的要素。冷戰時期美蘇雙方雖在意識形態上勢不兩立，但仍透過「紅色電話」熱線、限制戰略武器協議（SALT）等外交安排，維持基本溝通與互信機制，從而避免核戰爆發。台灣與中國大陸雖無正式邦交，但在馬政府時期，兩岸曾透過海基海協兩會建立起半官方對話機制，具備一定程度的風險控管功能。而今這類平台完全停擺，政府甚至刻意在教育政策中排除中國史、限制兩岸學術交流，文化部門也在補助機制上對「涉及中國連結」的單位設限，這不僅削弱兩岸社會對話空間，更使得原已稀薄的政治緩衝區進一步崩解。  （相關報導： 風評：總統沒知識，院長沒常識─國家怎麼變這樣？ ｜ 更多文章 ）

若從戰略理論角度分析，筆者想起哈佛政治學者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指出，當一個新興強權崛起挑戰既有霸權時，雙方若無有效風險管理與制度化互動，極可能因誤判或突發事件導致衝突。今日的中美關係正處於這種結構性張力之中，而臺灣作為核心地緣焦點，若未主動尋求穩定之道，反而以意識形態立場綁定自身於特定陣營，將使國家陷入難以自主的戰略被動。

賴政府強調「和平不是妥協出來的」，然而外交與安全學理一再告訴我們，和平必須建立於相互制衡的政治安排上，不是單方善意或意志可以維持。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區域安全體系，能僅憑軍備與盟友存在便能長久維持和平；和平必須是溝通與談判的產物。備戰若成為唯一的政策選項，則不啻為自我預言的實現，因為無對話空間的對抗局勢，最終將朝著武力解決傾斜。

同時，將戰爭語言內化為日常治理的正當性依據，也將侵蝕民主制度本身的彈性與寬容。在賴政府的統治下，「全民國防」從防衛工具逐漸變成統治話術，青年被強制延長兵役，基層公務體系面臨動員壓力，民防法規持續鬆動個人權利保障。當一個政權不再試圖緩和風險、而是以風險治理之名合理化國家機器的集中與擴權，民主體制本身也將面臨磨損與轉型的危機。我們必須重申，維持國防能量與強化國土防衛從來都不是問題所在。問題在於，臺灣政府是否仍擁有讓和平成為一種可見選項的能力與意志。若我們的外交辭令中再也聽不到「恢復協商」「建立互信」的語彙，而只剩「備戰」「抗中」等動員口號，那麼我們與真正衝突的距離，其實遠比許多人想像得更近。

最後，對賴清德政府而言，誠實面對兩岸關係的困境，不是政治退讓，而是責任政治的體現。當家者若無視兩岸失聯的戰略後果，只以民調或選舉為政策動能，將可能讓臺灣失去的不僅是和平機會，更是自主選擇命運的空間。和平不是廉價的幻想，而是深刻的政治安排；備戰不是萬靈丹，若無避戰的戰略配套，終將走向備而不用的反命題。 （相關報導： 風評：總統沒知識，院長沒常識─國家怎麼變這樣？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會法案主任、觀察日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