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屆金曲獎於六月二十八日在台北小巨蛋舉行，典禮改由六組音樂人擔任引言人、取消固定主持人模式，展現實驗精神及藝術自主選擇。這種改制，不只是外觀上的更新，也象徵典禮開放性與多元化，但也為政治與文化議題的介入，留下更多空間。
台灣金曲獎自一九八九年創辦以來，已成為華語音樂界最具指標性的音樂獎項之一。然而，隨著台灣社會政治氛圍日益多元，金曲獎在近年逐漸承載了更多政治意味，從入圍名單、得獎致詞到評審口味，政治的影子似乎越來越難以忽視。譬如本屆最佳台語男歌手陳以恆在得獎感言時高喊「台灣獨立音樂萬歲」即為一例。
音樂本就是情感與理念的載體。從美國民權運動時期的靈魂樂風、到中國搖滾崛起的地下抗議聲音，再到台灣戒嚴後的校園民歌與後解嚴時期的本土運動，音樂從來就不是與政治絕緣的純藝術。金曲獎作為呈現音樂多元性的平台，若自然反映社會氛圍與創作者立場，其實無可厚非。像是大支的政治嘻哈、陳珊妮關注性別與自由的實驗性作品、阿爆（阿仍仍）代表原住民文化發聲，這些都不只是「音樂作品」，更是文化身份與政治意識的展現。評審若因其議題性給予肯定，不一定代表偏頗，更可能是一種價值共鳴。
然而，外界對金曲獎「政治化」的不滿，主要不是因為政治內容本身，而是懷疑是否存在「政治正確」優先於音樂本質的評選邏輯。當特定議題（例如本土認同、多元文化、反威權等）被過度凸顯，觀眾容易質疑評審是否已帶有價值導向，犧牲了對音樂性、創新性或普及度的客觀評估。
例如，一些批評者指出，某些具強烈社會意識的作品雖在理念上值得肯定，但在音樂製作或演唱表現上未必達到頂尖水準，卻仍能入圍或獲獎，這可能造成其他音樂人感到評選標準不透明。有人認為金曲獎評選早已無法完全聚焦於音樂性本身，政治與文化意識已滲入，似乎評審過於偏好附帶話題性的作品。
有人讚許金曲獎作為文化平台，自詡自由舞台，讓政治與社會議題得以進入主流視野；也有人質疑是否「音樂之外的立場」過度被強調，讓創作者選擇議題比專業內容更受嘉獎。這正點出了「音樂政治化」的困境：政治標籤壓縮了音樂創作的專業表現。倘若評選結果能兼顧音樂品質與社會共鳴，政治化反而能夠成為一種「文化成熟」的指標。
然而，金曲獎的評審制度本質上就是主觀的，藝術沒有絕對標準。但當政治議題與獎項榮耀掛鉤，就會牽動輿論與市場的敏感神經。尤其是在兩岸關係緊繃、文化認同多元的今天，任何獎項結果都容易被放大檢視、解讀為立場表態。
這樣的現象，其實並非金曲獎獨有。奧斯卡、葛萊美、坎城影展無一倖免。但台灣的處境更為特殊，政治與文化認同密不可分，金曲獎夾在藝術自由與社會敏感之間，其實正反映出台灣文化發展的多重張力。
第三十六屆金曲獎仍處於政治表達與音樂價值的拉扯中。若「政治化」被簡化成評審偏頗、議題導向取代才華衡量，這種批評就容易成為政治保守派自我保衛的口號；但若政治議題確實反映創作者與整體社會的價值共鳴，那麼金曲獎自然有權也有責，提醒聽者、教育後代。藝術本就反映時代，若金曲獎能讓政治議題進入主流視野，促進討論，而非僅是表演立場，那麼這種「政治化」，其實正是一種文化自覺與民主深化的展現。
未來，金曲獎應致力於維持透明、公正的評審流程，讓音樂性、創作巧思、社會反思三者平衡共存，確保評選標準清晰、過程透明，讓音樂性與理念並重，而非被政治話語凌駕。惟有當音樂創作不再成為一種「政治示好」，金曲獎才能真正成為華語世界中最具影響力與尊重的音樂平台。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芝加哥大學教授 （相關報導： 宇宙人領軍金曲獎團隊 引爆雲嘉嘉最大青春舞台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