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觀點：憲法的邊界─從習近平、普京到賴清德與尹錫悅的制度張力

當我們將中國習近平主席的修憲、俄羅斯普京總統的憲法重置、台灣總統賴清德的「團結十講」憲政發言，以及韓國尹錫悅總統於2024年底突如其來的全國戒嚴命令並列觀察，不難發現一個共同現象：領導人試圖以憲政形式包裝其政治意圖，進而改寫原有制度邏輯。

習近平在2018年透過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兩屆任期的限制，實質上打破了鄧小平時代為中國最高領導人設下的任期制衡機制。這項修憲案雖由全國人大一致通過，但在一黨專政體制下幾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音。外界普遍將其解讀為「稱帝」之舉，也就是在憲法名義下進行個人權力的無限延伸。從此，憲法在中國不再是為了限制國家領導人權力的基本法，而轉變為領導人實現其政治目標的工具。

普京則走了另一條更具技術性但同樣集權的道路。他於2020年推動憲法修改，雖然維持總統任期上限的文字，但加上「重置條款」，讓他過去的任期歸零，形同重新起算，為其持續執政鋪路。形式上，這一修憲通過國會並交付全國公投，程序合法，但實質上俄羅斯政壇早已缺乏真正的政治競爭與反對聲音，修憲結果更被視為表面民主的假象。與中國相同，這是將憲政制度轉化為個人統治延續工具的典型操作。

台灣的賴清德總統雖尚未明確提出修憲或制憲的具體方案，但其在「團結十講」的第三講中，明確指出「有憲法不等於憲政」，強調台灣應以更民主的方式回應當代制度挑戰，並提出應強化憲法法庭功能、開放人民參與修憲。他在演講中肯定過去憲政演進對民主的貢獻，並暗示台灣憲政體制仍需改革。此番言論雖未直接觸及「台獨制憲」，但已引發外界對其是否會於任期內推動更深層次憲政調整的高度關注。

特別的是，台灣目前依舊沿用1947年制訂、並歷經七次增修的《中華民國憲法》，其中關於國號、疆域、中央機關設計等條文，與台灣當代實況已出現明顯脫節。因此，無論賴清德是否採取「正名制憲」的策略，只要推動憲政調整，勢必涉及主權論述與國家定位的再界定。在中國視「台獨」為紅線的地緣環境下，這類動作即使出於民主改革之名，也可能被解讀為「法理台獨」的推動，引爆兩岸衝突風險。

在亞洲民主體制中，最具震撼性的憲政事件，莫過於2024年底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全國戒嚴。他於12月3日深夜發表全國談話，宣稱為防止「反國家勢力顛覆自由民主制度」，必須立即凍結國會、限制政治活動並進行媒體管控。此舉形同單方面暫停憲政運作，立即引起韓國社會強烈反彈。國會隨即召開緊急會議，在半夜通過解除戒嚴，並於隔週啟動總統彈劾程序。最終，韓國憲法法院在2025年初裁定尹錫悅違憲並將其免職，為亞洲憲政史寫下一頁深刻的教訓。

這場風暴突顯一個根本問題：即使是在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只要缺乏制度內部的監督機制與社會共識，也可能滑向違憲行為甚至準政變。尹錫悅正是以「制度維護」為名進行權力擴張，結果反而因破壞制度而遭體制反噬。

相較之下，賴清德若將來推動憲政改革，其目的是否為權力延伸，或僅是為了調整與現實不符的體制安排，仍有待觀察。然而，一旦未經足夠共識與程序正當性，即使形式上民主，其後果亦可能重演其他國家的失控局面。台灣目前面臨的內外挑戰，要求領導人以更大的制度謙遜與審慎來處理憲政變革。畢竟，在地緣政治極度敏感的局勢中，任何憲政調整都不只是內政問題，更是國際與安全層面的高度事件。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中國與俄羅斯的修憲是一種專制合法化的過程，韓國則是戒嚴試圖繞過制度防線，最終被制度自我修復所阻擋。而台灣的制度演進，若能在民主與憲政框架下，透過公開辯論、程序正義與全民參與進行，或許能為亞洲提供一種制度進化的不同典範。但若流於政治操弄，則可能讓台灣落入威權與民粹夾縫中的危險區。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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