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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豪觀點:韓國瑜訪港與大灣區─香港的視角

2019-03-23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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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2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禮賓府與到訪的高雄市市長韓國瑜會面,並共進午餐。(香港政府)

2019年3月22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禮賓府與到訪的高雄市市長韓國瑜會面,並共進午餐。(香港政府)

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近日出訪香港、澳門、深圳與廈門,在兩岸四地引起了廣大的注目。在香港,去年年底台灣九合一大選一役早已經讓一般民眾對「韓流」絕不陌生;選後也有不少傳媒抵台對韓國瑜進行各類專訪,整體而言不僅為香港民眾進一步認識台灣有所幫助,在香港的政治與傳媒環境之下韓國瑜普遍被塑造成一個沒有官僚氣息、正面的、非典型的國民黨政治人物。

過去一年以來,受制於兩岸關係的低迷,台港關係也呈現「異常」的狀態。自2018年7月中至今,台灣駐港代表盧長水仍未取得工作簽證 (顯然是受到北京國台辦的阻擾),已經延宕多時;特區政府駐台的經貿辦主任也懸空未決。因此,從台港關係的角度而言,韓國瑜的訪港有其重要性。當然,特區政府的對台事務直接受北京 (及其在港的代表中聯辦) 所指導,一貫是區分藍綠陣營,對前者友善與統戰,對後者打壓與排斥。我們不應該期望韓國瑜的訪港會在短時間扭轉台港關係的走向。

在韓國瑜短時間訪港(僅一日)的行程安排中,其象徵性大過其實質意義。在政治上,經由中聯辦的協調,特首林鄭月娥出面宴請了韓國瑜,這是對於韓作為藍營新興重要政治人物的接觸與肯定;在經濟上,由親建制商會與財團的協助下韓國瑜得以公開地介紹高雄市的經貿狀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及多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更應邀出席。可以說特區政府在北京的指令與准許之下給足了韓國瑜應有的面子與尊重,然而對於香港的市政建設以及社會民情民意的實質接觸,恐怕既不在韓國瑜的規畫之內短時間也無力做到。目前香港的稻米主要來自泰國,家禽肉類與主要食水蔬果供應則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的農產品與水果在港銷售一般口碑不錯惟價格偏高,客觀而言若能加強台灣南部農產品出口香港自是對雙方都有利的安排。韓國瑜將會利用去年年底甫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前往澳門,此舉頗有政治意味,也將韓國瑜與近年在香港最火熱的「大灣區」概念連結在一起。

高雄市長韓國瑜率市府團隊、兩岸工作小組委員及農、漁會代表赴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深圳、廈門,分別與當地的商會會面。(圖/徐炳文攝)
高雄市長韓國瑜率市府團隊、兩岸工作小組委員及農、漁會代表赴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深圳、廈門,分別與當地的商會會面。(圖/徐炳文攝)

2015年,北京宣布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很快地「大灣區」上升到國家規劃的高度。概要而言,北京希望協調發展廣東省的九個城市連同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區 (9加2),仿效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如東京-橫濱、紐約、舊金山灣區等,利用目前人口達7000萬,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國民生產總值1.4萬億美元等條件,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習近平更宣示要將「大灣區」建設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另一機遇,希望能夠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中國的「矽谷」。面對這個「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龐大構想與挑戰,初期在香港並不受人重視,甚至至今仍為社會大眾所廣泛質疑,當深圳與鄰近城市已經出台相關政策與規劃呼應「大灣區」建設,特區政府是比較謹慎與落後的,這與其在經濟活動中長期扮演較為被動與保守的角色有關。然而香港商界與財團基於與中國經濟的密切聯繫,在經濟上企圖掌握可能的機遇,也在政治上表態支持 (如同昔日響應江澤民政府時期的「西部大開發」),紛紛以前進「大灣區」為號召,成為香港股市中的重要概念。

然而,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2018年5月的調查顯示,儘管有近七成的受訪者有聽過「大灣區規劃」,但是近六成(56.2%)受訪者表示港人在大灣區僅有很少或完全沒有優勢;僅有三分之一(33.2%)的受訪者同意相關規畫可以發揮城市群的競爭優勢;四成半受訪者認為對香港經濟帶來好壞參半的影響;同樣地,較多數市民認為打造一小時城市生活圈是不可行的;更有近六成半受訪者過去一年根本沒有去過大灣區中的城市。顯而易見的,「大灣區」在香港是一個「官方熱,民間冷」的政治經濟概念,這與香港民眾對在中國大陸工作與生活的環境仍抱持不信任與排斥有關,根據官方的統計,赴中國工作的香港民眾年齡偏高,且主要集中在管理與專業階層,近年來在人數上也不斷減少,多數年輕人可以說是既缺乏主觀意願也沒有客觀條件吸引他們北上發展。

2019年3月22日,高雄市市長韓國瑜(第二排左七)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第二排左六)見證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與高雄市農會和高雄區漁會簽署友好合作協議。(香港政府)
2019年3月22日,高雄市市長韓國瑜(第二排左七)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第二排左六)見證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與高雄市農會和高雄區漁會簽署友好合作協議。(香港政府)

事實上,面對中港兩地經濟整合的大潮,特區政府幾無例外的只能全力配合,具體可見的就是愈來愈多大型跨境基礎工程的開展(例如上述的港珠澳大橋與廣深港高鐵),以及人員、貨物、服務與金融的互通,然而在輕忽社會影響的情況之下,造成中港關係的矛盾進一步惡化與衝突,甚至激化了本土主義與港獨的發展。對此經濟機遇與挑戰,香港社會一般而言可以分為兩派立場,一為「背靠祖國」派,視大灣區為香港經濟轉型與發展的關鍵乃至最後機會;一為「經濟自主」派,希望減少對中國經濟的各類依賴,強化本土經濟與發展,擔心在製造業北上所造成的產業空洞化後,「大灣區」將進一步造成香港專業服務業的流失,以及兩地邊界的模糊化。當然也有悲觀論者認為「背靠祖國」不切實際,而香港也早已錯失了經濟轉型的機遇。持平而論,北京並沒有低估「大灣區」規劃中的困難與挑戰,在今年2月中所公布長達56頁2.7萬字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詳述了這些問題。然而目前「大灣區」仍是個口號多過實際的概念,我們仍需要時間去評估其影響與效益。

韓國瑜一早表明他此行乃是以經濟為主,少談政治。然而眾所皆知,儘管至今他都宣稱沒有考量參選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正是因為他潛在的(甚至可能是被過度包裝與高估的)政治能量,他才可以在低迷的兩岸關係中到訪港澳與深圳廈門等地。即使回歸經濟議題,支持「九二共識」希望利用中國崛起的機遇賺大錢的他,在途經港珠澳大橋時望著遠方的大海也應該靜心思考香港的例子,當多數香港人都認為整合進大灣區沒有優勢的時候,他心中的競爭優勢又在哪裡?又將付出甚麼代價?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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