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三年第一次讀小說《溫故一九四二》至今已經過去了十八年，其間數次動議拍攝，皆因故擱淺。十八年，小劉、小馮變成了老劉、老馮。如今時機終於成熟，萬事俱備。
拍攝這樣一部影片是我由來已久的夢想，為了實現這個夢想，我們於八年前就已經起意要做這件事情。記得那是一九九四年，我和劉震雲一同參加北京青聯的會議期間，我對他說：「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溫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電影。」他對我說：「現在時機還不成熟，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仍然還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們的認識是需要時間的，這個過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二○○○年的春節，我接到劉震雲的電話，他在電話裡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時把一件新世紀的禮物交給了他的朋友。他對我說：「關於《溫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們可以開始上路了。」節後的一天晚上，劉震雲從他的故鄉回來，我們喝光家中冰箱裡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猶未盡。我問他：「為什麼決定把這個禮物給我？在別人看來，我可能不是拍攝這樣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選。」他對我說：「我們的確有幾個優秀的前鋒，但他們已經沖到了底線，要想進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傳給正從中場起動的隊員，我看到馮老師恰在此時從中路插上，球就傳給你吧。」
我們開了一個座談會，請每個看了小說的人談改編的想法，幾乎每位與會者都認為，這是一部調查體的小說，改編成電影難以想像。會後，我們倆坐在樹蔭下沉默良久，劉震雲對我說：「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後被認為是無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他們常說的話：「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所謂驀然回首，絕不是站在那裡不動，偶一回頭，必是在黑夜裡，在崎嶇的山路上，摸著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許久才驀然發現的。我們決定從最基礎做起，去河南採訪，路上想。
拍了三個多月，每天風裡土裡，咬不完的牙，著不完的急，漸漸度日如年。對電影的愛愈來愈淡，對這樣的生活也開始感到厭惡，也許真的到了要和它說分手的時候了。想想還有近兩個月才能收工，想想合約裡還有四部影片要拍，怎麼挨過去？拍電影如果沒了企圖心，就像沒有慾望還要做愛，就剩受罪了。
拍轟炸的戲，埋了一公里的炸點，動用上千群演，請來國內航拍公司，結果搞砸。連基本的懸停、保持直飛的動作都不能完成。這件事給我一個教訓，想抬舉國內的公司，但他真不給你長臉，還得掉頭請老外。技術不好可以練，最可怕的就是什麼都敢應，事到臨頭掉鏈子。得，打碎牙往肚子裡咽吧。再不敢相信了。比利時航拍公司的遙控技師沒有辜負人民幣的邀請，按照我們的要求，出色完成了上午的航拍內容。組裡土法架設的「飛貓」俗稱「過江龍」，試來試去，以撞壞雲台宣告失敗，早知如此，也應該請國外的飛貓公司來。我們的電影工業太落後了。在預算允許的範圍裡，盡可能給觀眾交足功課，要不，怎麼好意思說誠意奉獻呢。 （相關報導： 《決勝看八年》選摘（2）：抗戰時期河南饑荒虛與實 ｜ 更多文章 ）
我拍了這麼多電影，沒有一部像拍攝「一九四二」這麼困難。有一次，拍轟炸的戲，正趕上張少華老師發高燒。炸點都埋好了，不拍就得炸，拍了，硝煙粉末，老太太又怎麼受得了？我當時特別矛盾，其實我不是那種只要把戲弄好了，什麼都可以犧牲的人，所以很多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挺不是東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