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們畢業進入職場，你們可能是公司裡面唯一懂量化研究的人，你的上司、同事會對你的研究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並且希望你做出的結果，能夠支持他們自己的立場。這時候，你們該怎麼辦？」
那句話迴盪在一間可容納百人的教室，裡頭的學生在學期間陸續因課程困難而退出，顯得有些冷清。永遠穿著夏威夷風格襯衫的教授，在學期的最後一週，對著剩下的學生講了這席話。只是沒想到，這句話如此快地應驗在我們的生活。
那是個三五好友一起挑燈夜戰，迎接期末的夜晚。我看著統計軟體的程式碼，還有筆記裡歪七扭八的方程式—這是一種語言，在跟電腦軟體溝通，然後試圖叫電腦解釋現實社會發生的現象。例如教育程度與收入的相關程度、性別對職場升遷是否具有影響、死刑能否嚇阻犯罪…這些研究往往能夠作為某些政策制定的根據。
但電腦無法處理政治問題，它永遠無法了解為什麼當有些事情無法用量化證明的時候，卻總有人希望弄出一些數字，好說服大眾採納提出的方案。
我靠在椅背揉揉出現血絲的眼睛，喝了一口提神飲料，隨口跟隔壁的同學開了個話題：「不知道我們學這個在實際職場都怎麼實用？」。「你真的想知道？」那位叫做馬克的同學把眼神轉離電腦螢幕，看著我。然後他告訴了我他當時在替聖地牙哥市政府實習的一個計畫：他們要證明，提供給清寒高中學生的免費公車貼紙，實際上增加了學生被性侵的機會。
大約是在2013年，聖地牙哥開始出現高中學生向學校教職員募款，只為了湊齊通勤到學校上學的費用。加州地廣人稀，窮人家沒有錢買車，只能靠公車通勤，但為了坐公車，一個學生一個月必須花費台幣2100元左右在公車費上，對很多清寒家庭，家裡若有兩三個小孩，這筆開銷已經成為主要經濟負擔。
當時的市長Bob Filner由於媒體披露、輿論關注，於是推出了一個約為600萬台幣的臨時性計畫，提供公車貼紙，由各校長依照學生情況發放，讓學生可以憑貼紙免費搭乘公車。儘管財政困窘，這個臨時性的計畫仍因為其立意良善而獲得好評。不過這個政策在新任市長Kevin Faulconer上台以後，希望重新分配資源，並執行自己的政見，於是便想推翻這個政策。「但是，這種政策帶著社會正義的道德性色彩，他需要一些證據證明，於是這就成了我們的工作。」
我隱約知道這位市長，或者他的幕僚群在打什麼主意；馬克皺眉搖了搖頭，無可奈何地喝了一口Rockstar（很威的提神飲料）繼續。「我們要證明，提供免費公車貼紙，實際上造成學生較易晚歸，並且發生了更多性侵案件。」
「呼，保護我們的孩子，免於性侵的恐懼。多麼鏗鏘有力的說詞。虧他們想得出來。」我往椅背一靠，看著天花板，吐出了這幾句話。
既然在準備考試，我與馬克就用了這個案子來當做練習：這個論證本身有沒有瑕疵？ （相關報導： 人若呆，看面就哉！你中槍了嗎？別灰心還是有辦法扭轉的 ｜ 更多文章 ）
其實這是一個充滿瑕疵的論證：我們根本很難用統計方法證明，發放免費公車貼紙造成了性侵案件增加。道理很簡單，免費公車貼紙並不是隨機發放，而是校長依照實際學生的狀況而給予，即便有辦法證明獲得貼紙的這群學生的確有較高的被性侵率，也無法排除是因為其他共通的因素所造成；例如清寒學生普遍居住在治安較差的地方、普遍居住在離學校較遠的地方、公車班次過少導致通勤時間拉長，因而有較多的性侵案件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