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將以「國葬規格」長眠？揭秘立法72年從來沒用過的《國葬法》

前總統李登輝於7月30日晚間與世長辭，據傳將以「國葬」規格送這位台灣重要的國家元首最後一程，也引起許多討論。原來根據現行法規，確實有所謂的《國葬法》，但卻從來沒有使用過，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雖有國葬法，卻從未使用

雖現行法律有《國葬法》，但在制定後卻從沒有使用過，1948年國葬法修訂過後，因為種種原因都不曾是用，至今也都未曾修法。國葬法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國民有特殊勳勞或偉大貢獻，足以增進國家地位民族光榮或人類福利者」，所以不只是總統，只要是對國家有卓越貢獻的人都能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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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葬法自頒布後歷經72年都未使用，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法條寫道「內政部應會同首都所在地市政府，於首都擇定地點設置國葬墓園，呈請行政院核定之。」但憲法根本沒有寫我國首都到底是哪裡，而且當年行憲沒多久，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的南京，就因為國共內戰淪陷，一路敗退到台灣，當時政府決定「在中央政府未返回大陸以前，不舉行國葬」，之後有重要人物逝世，都不是以《國葬法》辦理，包括兩蔣總統，李元簇副總統、白崇禧將軍等都僅是以「國葬規格」之禮下葬。

曾規劃興建，卻無疾而終

《國葬法》未能實施的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台灣目前沒有適合的地方修築國葬墓園，內政部曾在1989年有討論過是否要興建「國家公墓」，不過地點一直喬不攏，最後也不了了之。曾經也有建議可將五指山的國軍示範公墓，做為國家公墓，但也無相關法源依據。而曾經比照「國葬規格」辦理後事的人物，除了歷任已故正副總統、部分重要官員，也有像作家胡適、歌手鄧麗君等知名人物，最近曾以「國葬規格」辦理的則是在今年初殉職的前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相關報導：李登輝1923-2020》訪日，哲人總統的政治詐術｜更多文章）

責任編輯/潘渝霈

國族認同轉變

華人民主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說，因為生於皇民化家庭，年輕時的李登輝是個日本人，但不見得有皇民意識，後來，隨著國民政府遷台，他變成中國人，1947年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他因為心懷深切的祖國情懷，一度參加中共在台的地下黨，直至認知到共產黨的不可期待，因而轉為堅決反共、維護民主的政治人物。從日本人、中國人、到最後真正擁抱自己台灣人的身份，曾建元說：李登輝「代表台灣那一代知識分子在認同上的心路歷程和轉變」，李登輝自己也曾感嘆過，說這是「生為台灣人的悲哀」1968年，李登輝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到台灣，因為農經長才受到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賞識，並自1971年起，加入國民黨，開啟他在國民黨內的從政生涯、也是他自己口中「一段奇妙的旅程」

他從1972年正式入閣，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到後來歷經官派台北市長、台灣省政府主席，乃至1984年正式出任副總統，這十多年間，雖然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已有所謂的「吹台青」政策，開始啟用台灣本省仕紳，但為何李登輝會脫穎而出，得到蔣經國的刻意栽培？

「吹台青」政策下的佼佼者

現任台灣國史館館長的陳儀深說：「他有一個好的學經歷背景，信仰基督教，為人恭敬、又謙恭」是李登輝比當年的台籍政治人物（如林洋港和邱創煥等人）略勝一籌的關鍵，當時，蔣經國也曾評價「李登輝同志各方反應亦深以為得人」是歷史的偶然、又或是宿命，蔣經國於1988年病逝，臨危繼任總統大位的李登輝出現在鎂光燈前，「高大、龍行虎步」的他讓普羅台灣大眾有了那麼一點出頭天的感覺和信心，陳儀深說。但現實的歷史沒有那麼浪漫的，初掌權的李登輝權力並不穩固，因此，這段時間檯面下的國民黨政爭波濤洶湧，也是李登輝用盡權謀、對付黨內政敵的階段，這是一場以他為首的本土勢力主流派對上外省精英的非主流派的激烈政爭。曾建元說，李登輝雖然權謀，但也很有智慧，「他不會對敵人趕盡殺絕，相反地，他在追求政治目標的過程中，會把政敵從阻力變成助力，再形成一種合力，以達到他所追求的政治目標，這是李登輝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例如，曾建元說，在黨內的運作上，李登輝曾經提拔軍系郝柏村，一方面拉攏軍權，一方面利用郝柏村來推動民主化，又例如，他把黨外和野百合學運（1990）的反對聲浪化為他的外援，來反制國民黨內反對他的非主流勢力。曾建元說，李登輝也把這一套策略運用在台灣的國際和兩岸關係上，運用台灣的民主價值來贏得美國的支持、且克服內外逆境，使他得以在1995年返回美國母校康乃爾大學演講，成為台灣有史以來首位訪美的總統，也是當時台美外交關係的最大突破，雖然後續也引來北京的反彈和台海飛彈危機。

功在台灣民主

陳儀深說，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始於蔣經國晚年的解除戒嚴令，但90年代開啟的民主化是李登輝對台灣最大的貢獻。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從1990年的國會全面改選到1996年的台灣總統直選，在這一場為擴大人民參政權的「寧靜革命」後，台灣因此有了一個新的憲政體制，雖然還掛著「中華民國憲法的招牌」，但已經透過增修條文台灣化、民主化，而且促成後來三次的政黨輪替，都是在李登輝任內所奠定的制度。前民進黨主席姚嘉文說，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和台灣總統直選其實都是民進黨的政治主張，但他也說，李登輝的台灣人身份得到本土勢力的支持，是民進黨當年願意和李登輝合作、推動諸多政治改革、民主自由化和台灣國際化的原因。民進黨內的台獨教父彭明敏也推崇李登輝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他說，李登輝有兩個互相矛盾的身份，他的國民黨主席身份被賦予要推動統一中國大業的使命，因此，民主不一定具優先性，可是，他的台灣人身份又讓他沒有大中國的包袱、且給了他要強化台灣認同、推動民主的使命。

聯手民進黨力推政改

彭明敏說：「他如果用台灣人的身份（談）強化台灣認同，大家（台灣民眾）都（聽的很）高興，但若以國民黨人的身份講的話，大家都不想聽。」

時勢所趨，台灣的民主化勢不可逆，而且透過李登輝把民主功跡留在了國民黨內，因此，姚嘉文說，其實李登輝也幫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找到了定位，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如果當時國民黨願意繼續走李登輝的本土化政策，就不會流失台灣的支持者，也就「不會被本土意識濃厚的民進黨所打倒了。」陳儀深也說，李登輝的路線不僅是讓中華民國台灣化，也還包括了要推動國民黨的台灣化，他也的確在90年代為國民黨開闢出了一條路，亦即，不需要透過戒嚴或大規模的買票、賣票，就能正大光明贏得選舉。他說，國民黨之所以由盛轉衰，真正的帳其實要連戰當家後算起，因為連戰在統派基本盤支持者的壓力下，放棄了李登輝的台灣化路線，而改走擁抱北京的路線，才是國民黨真正衰敗的開始。但國民黨內還是普遍把2000年失去政權的責任推給了李登輝，說他刻意扶植民進黨，終結國民黨。國民黨前國發院院長林忠山說，李登輝是「一代梟雄」，但也是「毀國滅黨」和「民族罪人」，他說，李登輝一上任，就在國民黨內搞分裂和鬥爭，耗盡黨內人才，他又放棄中國史綱，改用台灣史綱，且扶植民進黨，他還違背憲法，把中華民國的主權只限縮在台灣，形成為台獨鋪路的理論基礎。

黨國本土化路線失政權？

林忠山以真正的「台獨教父」形容李登輝，批評他聯合國民黨內的獨台分子和支持台獨的民進黨，讓台灣走向更仇中、反中，而且只親美、日的路線。

林忠山雖然讚許李登輝確有容忍異己聲音的雅量，也真正尊重言論自由，但對於他「用人唯利」，縱容派系和財團形成台灣政壇的「黑金」勢力，給予滿滿的負評。李登輝於2000年被逼宮下台，代表他在推動國民黨台灣化的路線上，吃下敗陣。

在兩岸關係上的處理上，相對於國民黨人普遍的負評，曾建元倒是以有策略和有遠見來肯定李登輝。曾建元說，李登輝在處理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會運用他過去在台共的人脈，例如，他當時他的王牌密使曾永賢等人，穿梭兩岸，來處理中共可能出現的反彈和干預。陳儀深也說，李登輝在北京關係的處理上，也有一定的規劃和步驟，絕非亂無章法。以1996年台海危機為例，史料顯示，李登輝早就派密使去和北京接觸，因此，雖然情勢緊張，但兩岸還是有默契、維持一定的底線。

務實的特殊國與國關係？

而且，李登輝早在1996年就拋出「戒急用忍」政策，以期阻斷台商產業西進、壯大中國的步調，雖然一度引起爭議和商界的負評，而且最後也以失敗告終，但曾建元說，對照於美國國務卿龐畢歐上週在南加州題為「共產中國和自由世界的未來」之演說，恰巧彰顯出李登輝的遠見。至於，李登輝在1999年透過《德國之聲》所提出的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雖然中國不接受，但曾建元說，那類似東、西德的制度設計其實才是兩岸關係最務實的最大公約數，因為其「一國兩府」的內涵讓台灣對外能務實地擁有國際地位和國際發展空間，這符合台灣人的追求，但對內，台灣和中國基於兩岸特殊的歷史、文化和憲法連結，還維持著「非外交」的關係，這也符合中國的大政綱領。不過，姚嘉文透露，當年李登輝幕僚對此向民進黨人說服：「一國」是假的，「兩府」才是真的，因為一向主張「兩國兩府」的民進黨是不可能接受一中。李登輝當年要用「一國兩府」來抵制中共的「一國兩制」，虛虛實實中似乎也顯現，老李這位民主先生在經營國政和兩岸論述上有屬於他那個時代獨到的論述能力、權謀和機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