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革命》選摘(2):《慾望城市》之前的單身女郎傳奇 布朗以自己的口吻親自向讀者對話,告訴年輕女子如何享受單身生活,如何打造屬於自己的私密公寓空間,如何擁抱自己溢出社會規範之外的情慾...(圖/八旗文化提供)
1998年,影集《慾望城市》掀起前所未有的收視浪潮。四名在曼哈頓享受情慾自由的單身女郎,激勵了無數女性觀眾,開啓了後女性主義時期的嶄新女性圖像,揭示了女性主體在世紀末的轉向。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單身女郎的身份不是世紀末的原創;早在30年前,就有一個傳奇女子帶起單身女郎的浪潮,那個人就是海倫.葛莉.布朗。
海倫.葛莉.布朗是誰?你可能沒聽過這個名字,卻絕對聽過她一手捧紅的女性雜誌《柯夢波丹》。在布朗之前,《柯夢波丹》只是一本岌岌可危的文學雜誌;在布朗以後,《柯夢波丹》因為內容大量談論女性情慾而成為首屈一指的女性雜誌,都會少女人手一本的流行聖經。不過,要瞭解《柯夢波丹》,不能不先提60年代掀起單身浪潮的暢銷書--《慾望單身女子》。
1962年五月,布朗的《慾望單身女子》走入美國書市,短短幾個月便迅速席捲全美,登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暢銷排行榜,賣出兩百萬冊。很快地,這本書走出美國,在二十八個國家出版,成為國際暢銷書。布朗本人也在超過三十個電視節目現身,暢談自己的書,也暢談自己的單身經歷。
究竟這本書有什麼魅力,讓布朗這個貌不驚人的女子成為全美女性偶像?《慾望單身女子》不像幾十年後布希奈爾以專欄形式寫成的《慾望城市》,以虛構的凱莉帶領世紀末的女性讀者進行城市中的情慾冒險。《慾望單身女子》說穿了是一本教戰手冊,布朗以自己的口吻親自向讀者對話,告訴年輕女子如何享受單身生活,如何打造屬於自己的私密公寓空間,如何與各式各樣的男人(包括已婚男子)調情;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擁抱自己溢出社會規範之外的情慾。(註1)
海倫.葛莉.布朗不只寫出了一本暢銷書,更創造了一個新的身份:單身女郎。單身、性與經濟獨立,這是形塑布朗筆下的單身女子最重要的三個元素。她讓單身不再成為污名,而是年輕女性可以驕傲宣示的身份;她讓情慾不再成為羞恥,而是年輕女性大方擁抱的特質;她也讓經濟獨立成為必須,是年輕女性在都市中打造自己的房間,創造自己的身體,成為單身女郎的重要基礎。
《慾望單身女子》的獨特之處正在於布朗與女性讀者所建立起的虛擬社群與親密關係。她以親暱的口吻召喚在城市各個角落的少女,勾引出潛藏於她們心底的慾望,建立起單身女子之間的緊密連結。布朗建立女性社群的方式不在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政治結盟,而在於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親密連結,單身女郎與單身女郎之間的自戀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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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的美國已經開始歷經各種社會的動盪轉變。民權運動與反戰嬉皮風起雲湧,第二波女性主義也在60年代崛起:女人走出家庭,走上街頭,女人不只要世紀初爭取而來的投票權,更要避孕,要墮胎,要奪回屬於身體的其他權利。可是,女人與婚姻之間的必然連結仍然沒有被鬆動。二戰後的美國需要新生兒,女人因此不只必須走入婚姻,更要早婚。當少年成為另翼身份(oppositional identity)、成為叛逆符碼,少女仍然只是「前婚姻」的結構位置、「女性主義未滿」的半熟主體,而不是象徵安那其的反叛能量。
海倫.葛莉.布朗的「單身女郎」因此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她創造出的「單身女郎」不再是婚姻前的過渡時期,而是一個嶄新的陰性身份。單身女郎不只單身,更視單身為解放時光;單身女郎不只擁抱情慾,更享受比已婚婦女更自由的情慾;單身女郎不只談戀愛,更玩弄愛情遊戲,在多段戀情之間流連忘返。單身女郎因此瓦解了婚姻家庭對陰性身份建構的壟斷。從布朗開始,定義單身女郎的不再是婚姻與家庭,而是性與愛慾。她驕傲直言,單身女郎是「我們時代中的嶄新明星」(the newest glamour girl of our times)。
海倫.葛莉.布朗後來還是結婚了。不過,她一直到1959年,才嫁給一路幫助她出版與宣傳的影視製作人大衛.布朗(David Brown)。那時,她已經三37歲,晚婚的布朗不只挑戰了戰後美國社會的早婚定律,更由於她長年享受單身生活,使得她終其一生都認為自己是「單身女郎」,從不認同自己是已婚婦女。布朗的「反認同」於是逆轉了傳統婚家意識形態――不是單身女郎晉升為已婚婦女,而是已婚婦女永遠是單身女郎。
布朗的單身女郎同時也是少女革命的新階段。單身女郎是女孩,不是女人。60年代是屬於少年的年代,各種青少年次文化蓬勃而生,抵抗成人世界的世故腐敗;可是少女尚未現身,少女只是「少年」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女性主義也看不見少女。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強調女人是女人,不是少女,少女在她們眼中是貶抑,是污名。但是布朗的單身女郎以少女作為逃逸路線,翻轉污名。單身女郎樂於作少女,以自己的青春與情慾,迎戰60年代性別雙重標準仍不動如山的父權社會。
《慾望單身女子》出版後獲得兩極反應。一方面它成為傳奇暢銷書,受到全國少女熱情擁抱,從城市各個角落召喚出一個又一個不馴的單身女郎;一方面,它受到保守道德份子的激烈批判,視布朗為不道德代言人。不過,道德份子的攻擊正好證明了布朗的革命成功――她挑戰了父權社會的雙重標準,婚姻體制的絕對必然;她鬆動了異性戀父權社會與婚姻家庭體制之間天衣無縫的連續性。《慾望單身女子》越是被攻擊,它就越鼓舞叛逆的單身少女;它越具爭議性,就越能掀起天翻地覆的單身革命。
琳達.葛蘭特(Linda Grant)在自己的性革命回憶錄中說,《慾望單身女子》是推動60年代性革命最重要的書之一。
海倫.葛莉.布朗對單身女子的召喚始於《慾望單身女子》,卻不止步於此。在這本書的成功之後,布朗開始經營自己的專欄「女人自己來」(Woman Alone)。在這個專欄中,布朗不變自己的單身立場,卻擴展了自己的召喚群體。她不只為城市中的單身女孩書寫,更為離婚女子與寡婦指引方向。所有在婚姻體制之外的女子,所有在單身狀態之中的女子,全都是她意圖呼喚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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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的召喚也應證了她的單身女郎哲學:單身不在於婚姻以前的過渡位置,不在於少女婦女的實際年齡,邁入中年、走過婚姻的離婚女子與寡婦,同樣可以在中年享受單身生活,擁抱女性情慾,跳脫婚姻對自我身份的絕對定義。於是,透過這個專欄,布朗再次成功地以自己習慣的親暱書寫模式,建立起跨城市的單身女子聯盟。這一次,不只單身女孩被召喚,就連離婚女子與寡婦也全都站出來,共同掀起60年代的單身革命。
在往後的十年之間,布朗寫下一系列單身女孩宣言。1963年,她出版了《慾望單身女子》的專輯版本《戀愛講座》(Lessons in Love),教導都會中的男男女女戀愛守則。1965年則以單身女郎的工作為核心,寫下《慾望單身女子》的續集:《慾望職場》(Sex and the Office)。1970年,她為了嶄新的70世代,改寫自己60年代的經典代表作,推出《慾望單身女子》的升級版――《新慾望單身女子》(Sex and the New Single Girl)。(註2)
短短十年之內,海倫.葛莉.布朗成為美國百年女性歷史中形象最鮮明的單身教主。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慾望單身女子》曾有電影版,而布朗也曾經可能早《慾望城市》三十年,就掀起美國電視史上的女性情慾浪潮。華納兄弟曾試圖將布朗的經典作品搬上銀幕,而一九六四年也確實推出一部名為《慾望單身女子》、女主角與布朗同名的電影。可是,這部電影並非基於布朗的著作,而是小說家海勒(Joseph Heller)根據劇作家霍夫曼(Joseph Hoffman)的《談情說愛》(How to Make Love and Like It)改編而成。這部電影空有布朗的名字,沒有布朗的點子。
布朗因此決定著手創造屬於自己的單身女孩故事。她根據自己早年的單身生活,寫下情境喜劇《單身珊卓的異想世界》(The Single Girl Sandra),大膽向電視台提案。在這部情境喜劇中,布朗一手打造出全新的單身女郎生活。珊卓.史隆(Sandra Sloan)是居住在大都會中經濟獨立的單身女孩,她擁有自己的公寓,在這個屬於自己的空間中探索不屬於60年代的情慾自由。她是60年代的艾莉.麥克比(Ally McBeal),穿越時空30年的凱莉.布蕾蕭。《單身珊卓的異想世界》就是60年代的《慾望城市》。
也因此,布朗的電視劇本遭到否決。在女性角色必然與婚姻家庭連結的60年代電視史中,她的劇本來自未來,並不屬於當下。她走在歷史之前,早了別人整整三十年。直到70年代,一部主打單身女子生活的情境喜劇《瑪麗泰勒摩爾秀》(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才由CBS電視台推出。1996年,《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Diary)重新發明了單身女郎(singleton)一詞,帶起了90年代的單身女郎書寫。兩年後,由達倫.史塔一手打造出的《慾望城市》,隨著女性情慾的強勢崛起,創造出新一波的慾望單身女子浪潮。這群又被稱為「後女性主義」的都會少女,原來始祖正是海倫.葛莉.布朗。(註3)
布朗的《慾望單身女子》不是60年代引發爭議的唯一一本書。在這本書出版的隔年,傅里丹寫下了第二波女性主義歷史中最重要的著作:《陰性迷思》。不同於《慾望單身女子》對城市中的單身女孩喊話,傅里丹的《陰性迷思》以郊區的家庭主婦為主要書寫對象。傅里丹批判60年代婚姻家庭對女性的束縛與壓抑,鼓吹女人走出家庭,接受教育,追求更長遠的個人發展。和《慾望單身女子》一樣的是,這本書迅速在美國引發爭議,掀起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
《慾望單身女子》和《陰性迷思》同樣關注60年代的女性生命,可是卻從不同的視角切入,包括階級差異,包括身心對立。布朗以勞動階層的觀點出發,寫給處於職場低階位置的城市單身女孩看;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傅里丹卻顯然以中產階級的觀點出發,鼓勵中產階級的郊區主婦走出家庭,接受高等教育,追求職業發展。布朗認為女孩有無限的解放潛能,傅里丹卻認為女人大多是被壓迫的受害弱者;布朗以單身狀態與女性情慾為顛覆父權的武器,傅里丹卻不認為情慾可能帶來同樣的顛覆能量;布朗的單身女孩以身體作為逃逸路線,傅里丹的家庭主婦以心智作為革命起點。
布朗與傅里丹的差異其實不只是一個作者與一個作者的衝突,一個女人與一個女人的對立,反映的其實是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立場分歧,預言的其實是90年代第三波女性主義的論戰開端。
如果說傅里丹的《陰性迷思》代表的是主流第二波女性主義,那麼,布朗象徵的便是早了三十年現身的第三波女性主義。布朗以身體與情慾作為出發點的女性主義,挑戰了第二波女性主義「唯心」的運動走向,鬆動了既有的身心二元高下位階。布朗的樂觀與解放,也間接推動了第三波女性主義的少女革命。九○年代的少女不願再認為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受害者,她們要力量、要革命,女孩力量於是在九○年代正式誕生。
或許因為走得太快、太前面,海倫.葛莉.布朗在第二波女性主義史中幾乎「被消失」。沒有人願意提她,沒有人願意讀她。校園中的女性主義課程書單中,永遠都有傅里丹的《陰性迷思》,卻老是找不到布朗影響了成千上萬美國女性、掀起全球單身浪潮的《慾望單身女子》。美國大眾文化學者史坎隆(Jennifer Scanlon)因此忍不住在傳記《壞女孩趴趴走:海倫葛莉布朗的一生》(Bad Girls Go Everywhere: The Life of Helen Gurley Brown)中替她翻案:為什麼女性主義者至今仍然不願正視海倫.葛莉.布朗,認同她的重大貢獻?
布朗可能沒有想過,自己在女性主義歷史中的「女兒」,遲至半個世紀以後才出現。因為HBO影集《女孩我最大》(Girls)一炮而紅的新世代少女教主莉娜.丹恩(Lena Dunham),在二○一四年推出的自傳《女孩我最大:我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女孩》(Not That Kind of Girl: A Young Woman Tells You What She’s Learned)中,寫下一段自己與布朗的跨時空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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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自己在二手書店中找到布朗晚期的作品《擁有一切》(Having It All),以美元六十五分便把這本破破爛爛的平裝書帶回家。她覺得這本書很多建議都很荒謬,在千禧年以後閱讀這本書更顯得時空脫序。可是,她好喜歡布朗以親暱的口吻跟少女讀者分享自己的一切,她好喜歡布朗不惜把自己難堪青澀的過往攤開在讀者面前,以及,她好喜歡這本書的內頁有著上一任主人寫給自己閨密的打氣話語,那象徵著一種女人跟女人之間的互助與傳承。那是不被看見不被聽見不被書寫不被承認的、飄散在歷史中的女性戀人絮語。
所以莉娜.丹恩寫下《女孩我最大》,願意在自己的第一本傳記中也揭露一連串挫敗失落的少女經驗,因而發展出千禧年後獨屬於新世代少女的魯蛇美學。所以莉娜.丹恩感謝布朗,感謝這個不被女性主義教母們認可、卻啓發了她的60年代壞女孩。
走過了半個世紀,消失了50年,海倫.葛莉.布朗終於在女性主義的歷史上,找到了自己的女兒。
註1:海倫.葛莉.布朗的《慾望單身女子》不是60年代唯一觸及女性情慾的暢銷書。一九六九年,泰莉.葛瑞緹(Terry Garrity)以筆名「J」出版了《情慾女人》(The Sensuous Woman),大量談論性技巧與女性高潮,立刻在六○年代末掀起另一波暢銷熱潮。
註2:在80年代以後,邁入中老年的海倫.葛莉.布朗,展開自己對中老年女性的關照,寫下屬於中老年女性的情慾指南。最經典的代表作是一九九三年推出的《深夜女子秀:寫給大齡女子的瘋狂指南》(The Late Show: A Semi Wild but Practical Guide for Women Over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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