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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究竟身處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事實上，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打，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這十年當中，台灣人民歷經了相當激烈的歷史變化。

有一個豐盈的生命，如光照耀，熱情真摯，投向他的時代。他以法律為劍，奪回正義，再怎麼弱苦之民，都有他的人權必須尊重，不容踐踏，他以法律幫人、助人。而時代更替，當有一刻政治凌駕法律，行政權無視司法權時，他在議壇上發聲，希望力挽狂瀾。他說唯有聽從民意的政府，才不會是與人民對立的政府，他已然聽見衝突的腳步聲，而人民的憤怒，如浪決堤。

嘉義事件的激烈化，從三月四日軍隊以迫擊砲轟打市區開始，如此不人道的行為，使得人民家中坐，卻遭擊斃。嘉義人激憤難當，青年學生幾乎沒有不站出來的，保衛嘉義、不任政府以子彈對著人民，就是當時的集體心緒。

在陳儀的密裁名單中，人數最多的就是政建協會成員，他們是戰後不折不扣的「反對黨」。從日本時代便參與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為追求自治，多人身陷牢獄。戰後他們的追求沒有不同，原擬組黨，但陳儀以訓政理念的「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加以箝制。

臺灣自治運動走了十五年，終在一九三五年盼到第一場民意代表選舉。律師及法政大學畢業的人才，沒有缺席，連宗先生也扮演選舉助講員。

淡水河上不時流下來雙臂反捆的屍體，流經台北時會沖到岸邊，或沖到橋墩下。政府不遺餘力追尋並殺害領袖人物，……殺人如麻的目的，是使福爾摩沙人不再有未來的領袖。

台北市是眾所矚目之地，應選兩席，政建協會同時有王添灯及蔣渭川參選；基隆只選一席，但光是政建協會就有三人參選，不免形成同志間的競爭。這也可以看出政建協會並非剛性的政團，對其成員並無約制能力。

三月八日軍隊抵台後，陳儀一改之前和談的態度，先是退回處委會所提三十二條要求，接著於三月九日宣佈戒嚴。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可想像台灣抗日志士心中的喜悅與如釋重負。日本時代所建立過的台灣民眾黨，在對抗日本殖民統治過程中，爭取台灣人的平等、民主與自由，卻遭日本殖民政權斷然扼殺。二戰結束，日本戰敗，有過組黨經驗的台灣民眾黨人，此時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可想像的是，過往受阻撓的政治參與、被限制的參政自由、被噤聲的言論，包括組黨自由，都期盼隨著日本統治結束，得以再生。

引言：《二二八反抗運動》於2017年出版，2022年增訂。由於我的關懷始終聚焦於遭密裁（暗殺）的受難者，所以進一步研究了「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而有第3章「民主奏鳴曲」的增補。此一研究，更確立二二八事件為大規模的爭普選運動。一份密裁名單，透露二二八事件民主運動的訊息，更道出他們受難的原因，這一切研究，只有一個心意，希望二二八受難者重返榮耀。

民眾協會雖架起「協助政府」的橋梁，但就蔣渭川所述，他們與長官陳儀的溝通是充滿挫折的，要見陳儀見不到，以書面建言也沒有任何回覆，興革意見總是石沉大海。

戰後連宗先生眼見好不容易建立的法治社會，逐漸敗壞，他移動律師身分，投入省參議員選舉。一開議，振衰起弊之言，卻因議長限縮發言而不得伸張，連宗先生覺得真對不起人民，竟難過而淚流，媒體受他感動，積極扮演監督角色。

三月九日臺北陷入封鎖狀態，收音機被切斷，電話也不通。蔣介石所派軍隊抵臺後，陳儀換了一張臉，一改之前和平協商的態度，下令戒嚴，進行全面軍事接管。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林連宗先生，臺灣彰化人，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曾擔任律師、臺灣省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為開創臺灣平民法律服務之先驅，後在二二八事件時遭當局逮捕並從此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