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二二八反抗運動》於2017年出版，2022年增訂。由於我的關懷始終聚焦於遭密裁（暗殺）的受難者，所以進一步研究了「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而有第3章「民主奏鳴曲」的增補。此一研究，更確立二二八事件為大規模的爭普選運動。一份密裁名單，透露二二八事件民主運動的訊息，更道出他們受難的原因，這一切研究，只有一個心意，希望二二八受難者重返榮耀。
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究竟身處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事實上，自1937年中日戰爭開打，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這十年當中，台灣人民歷經了相當激烈的歷史變化。
中、日作為戰場上的敵對之軍，對台灣人而言，卻是交錯而來的2個政權。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結束，前一天台灣人叫作日本人，後一天台灣人得叫作中國人。戰前台灣人的國語是日語，戰後台灣人的國語是中文，一天之差，天旋地轉。戰後所迎接的「祖國」，在二戰結束的前一天，甚且還是敵國。當時的台灣人，要如何面對這樣的國家更替、語言斷裂，乃至認同的驟然轉變？
1937年日本政府開啟「皇民化運動」，1946年初國民政府發動「漢奸總檢舉」，2個政權，都企圖重新校對台灣人的政治忠誠。日本擔心台灣人在戰場上傾向中國，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姓氏、棄母語說日文，以台灣人渴求的平等為誘餌，推行「同化」、「皇民化」；而戰後新臨的陳儀政府，則雷厲風行想要洗去台灣人身上的日本成分，再把台灣人「中國化」。
歷經二二八事件的人，是歷經2個時代的人，2種語言、2種國旗、2種身分認同，甚至2種國家暴力，皆以無可迴避的壓力加諸在他們身上。
二次大戰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對台灣而言更是一場激烈無比的變化。身處戰前、戰後2個不同的政權與文化，台灣人民如何自處？而往後開展出的歷史脈動，與對台灣主體的追求，又有多少是被這特殊的歷史經驗所擠壓出的結果。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來台一年多後爆發，某種程度留下台灣人在2個時代中掙扎的面容。
侯孝賢電影作品《悲情城市》呈現出台灣經歷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統治的混亂身份與國族認同，並展示了亞細亞孤兒的失語狀態。（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漢奸總檢舉
二次大戰結束，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此時是否真如《民報》社長林茂生所說的：台灣人所身處的社會及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台灣人的人格，也可以不再是分裂的？
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上任未久即發動「漢奸總檢舉」，這讓歷經戰時高壓、無法不聽命於日本政府的台灣人，顫慄不已。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僅得對日本完糧納稅，甚至得赴戰區與日軍並肩作戰，若照此定義，台灣人不全成了漢奸？
1945 年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資料照，黨史館提供）
南京國民政府在戰後，清理中日戰爭期間出賣國家利益的人，以漢奸罪論處。但台灣是日本殖民地，同樣的「漢奸罪」是否適用，引發極大爭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仍在1946年1月16日到29日這2週裡，舉行漢奸總檢舉，「望民眾儘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台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截至該月底共收到33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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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心惟危，到底當局是怎麼定義漢奸的？又是誰被逮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袖林獻堂先生，日記裡留有政權轉換之際的折磨：
五弟來，遂將熊徵、陳炘等被拘留之事告之，他默默不能發言，惟有長嘆而已。……以莫須有之事虐待紳士，台灣統治之黑暗從此更甚矣。
林熊徵是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的創辦人，陳儀則是突破日本經濟壟斷、創辦大東信託的本土金融家。他們遭陳儀政府以欲和日本人成立「台灣自治委員會」為名，以漢奸罪逮捕。陳儀在獄中留下詩作，寫的是個人際遇，亦是那一代人的心緒起伏：
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
陳儀在戰後主動籌組歡迎國民政府委員會，荒謬的是，他竟被自己熱切期待的政府捕入大牢；自認心向祖國「平生暗淚故山河」，卻被當成「漢奸」。
此時全台風聲鶴唳，監察委員丘念台透露，尚有百人在逮捕名單中。林獻堂作為民間重要領袖，急急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及官方媒體《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勸告陳儀長官，「勿擴大範圍，勿無理追究。」
其實司法院早在1946年1月25日就發布〈院解字第3078號函〉，指出「凡台人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者，應受國際法之裁判，不適用漢奸懲治條例。」但陳儀至2月24日止，還是以漢奸嫌疑逮捕了41人，其中不乏台灣知名人物。
台灣即便獲得法律的保障，也有各界的聲援，但「漢奸」這頂帽子，是否真能去得掉，不再作為精神壓迫與取走自由的理由？
被檢查的認同
省參議員的選舉即將在1946年4月15日到來，台灣人如大旱之望雲霓，引頸期盼，畢竟在日本統治下，政治參與實在是封禁得太久了。另外也因陳儀緊抓行政統治權，民意代表成了投身公共事務的有限機會，所以省參議員應選30名，候選人卻達1180位。對比1951年，應選55名，候選人僅140名，懸殊之大，可知當時蜂擁參政的盛況。
戰後，1946年5月，台灣首任參議員名單正式出爐。圖為《台灣新生報》1946年5月1日報導。（資料照，作者黃惠君提供）
沒想到就在選舉熱烈展開之際，民政處長周一鶚卻在投票前一個禮拜跟記者說：「已複審合格的甲種候選人，仍需由各地方政府查明，有無被檢舉漢奸和在皇民奉公會中擔任重要工作，始能適用。」
他發言的這一天是4月7日，是選完縣市參議員的日子，而省參議員的選舉即將在4月15日由各縣市參議員投票產生。
此話一出，立即衝擊台灣本地最高民意代表──省參議員的候選人資格，連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林獻堂，都要因：「余曾為奉公會參與及事務長，恐不能及格」而忐忑不安。
如果連林獻堂皆無參選資格，問題不可不謂嚴重。這對被迫捲入戰爭體制的台灣人而言，無異在戰後剝除其參政的基本權利。甫遭日本政府強化忠誠的社會領袖，再次承受新政權的政治檢查。而法律所保障人民的參選權，又豈是行政命令可以擅自摘除的！林獻堂能否成為候選人，竟是得問過台中縣長劉存忠：「七時餘以電話囑大屯區長黃周，詢問劉存忠縣長如以上之事可否立候補。過午，始答已得周處長（周一鶚）諒解矣，但未言明奉公會之事，余頗為不安。」
林獻堂之後在選舉人66票中獲39票，過半數當選，一度問鼎議長，但也因陳儀堅持由黃朝琴出任，林獻堂乃在選舉當日，以年邁為由，主動起立聲明「勿選余為議長」。
台灣戰後首次的民意代表選舉，政治干預的斧鑿，赤裸裸刻在驟變的時刻。
政治核爆
戰時參與「皇民奉公會」，是台籍菁英在光復後的原罪嗎？是新臨中國政府對日本尚存疑懼的投射嗎？或者它只是權力重新競逐分配時的鬥爭工具，何以每一場選舉都有它的影子？
1946年是參選爆炸的一年，參政會是國民大會成立前的最高民意機關，雖然只是過渡性質，台灣人還是抱持最大熱情參選。也由於屬於中央層級，台灣一流人才盡出。但8月16日的這場選舉，卻爆發嚴重爭議。主張「聯省自治」的廖文毅原本是當選的，執政當局卻說一張票有汙漬，判為廢票，變成只能與同票數的人抽籤決定；而楊肇嘉的選票，有張「肇」字多一畫，被判為「不明票」，導致落選。
廖文毅（見圖）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擔任大統領穿梭國際，為台獨理念奔走。（資料照，維基百科）
其實票要投給誰是很清楚的，政府如此判定，不只當事人難以接受，更掀起莫大爭論。結果就在爭議甚囂塵上，5位同票數的人林茂生、杜聰明、吳鴻森、陳逸松、廖文毅必須抽籤決定時，陳儀卻在此時投下更大的震撼彈，他在8月21日公布《台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再一次點名擔任「皇民奉公會」的工作者，必須停止公權。
這表示在日本統治時代，凡參與過皇民奉公會的人，不得在戰後擔任任何公職，不得為公職候選人、亦不得為公務人員。這影響層面實在是太大了，監察委員丘念台認為此一規則，「將使台省人才無一可用，各機關非全用外省人不可。」此事非同小可，媒體紛紛以「核爆」、「原子彈突如其來」形容此一衝擊。
如果皇民奉公會，是日本政府企圖將台灣各界領導菁英整編入內，以收民間領袖動員之效，是一次對在日本統治底下奮鬥有成菁英的整編收納。那陳儀所發布的「停止公權規則」，無異於終結那一代人未來參與台灣公共事務的出路。
走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原以為如林茂生所說，可以復歸為人，而其所處的社會與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但新的對立卻不斷出現。在陳儀這一波「停止公權規則」下，林茂生辭去甫當選的國民參政員，因他也如同時代的許多仕紳一樣，曾是皇民奉公會幹部。
而楊肇嘉在「皇民化運動」中出走，以逃避更換日本姓氏的壓力，途中被日本政府捕入大牢；光復後他參選國民參政員，在《人民導報》公布的民意調查中，居第二高票，後卻以「不明票」判他落選；9月底，又因「漢奸嫌疑」在上海被逮捕，拘禁於提籃橋監獄。
＊作者為法國巴黎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候選人，二二八文史研究專家。著有《二二八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2021）、《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2019）、《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2017）等。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二二八反抗運動：台灣爭取民主之路》（二二八事件75週年增訂版，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