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謊報行蹤、四千人被迫隔離…明知瞞報病情害慘社會，為何卻有愈來愈多人選擇「不誠實」

這兩天線上辦公，編輯部同事們的情緒都​​已經跌落到了谷底，尤其在李文亮醫生去世之後。暴露在鋪天蓋地的壞消息中，寫文章這項工作變得異常耗竭。疫情發展至今，我們見到的魔幻事件已經很多。但越在這種時期，越需要理智的討論一些問題，比如最近越來越頻發的「瞞報病情」現象。

當絕大多數人都在努力隔離，「瞞報」便成了當下疫情的最大敵人之一。相信你已經看到許多瞞報病情（他們可能已經自己發燒、去過疫區，甚至已經確診），導致多人感染、隔離的報導。比如，一位山東患者因為隱瞞情況外出聚餐，導致68名醫務人員被隔離；比如，晉江一名男子從武漢返鄉，謊稱自己從菲律賓回來，然後參加2場大型宴請並擔任喝酒划拳主力，劃得4千多人居家觀察。

大家憤怒，批判，怒斥他們「非蠢即壞」、「攪亂一鍋粥的老鼠屎」。可從心理學角度去講，我們又偏偏不能過度苛責他們。 

在隱瞞肺炎病情背後，往往隱藏著一種病恥感（perceived self stigma）：對疾病和自己的歧視，這又來源於大眾對肺炎群體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接下來我們要說的，也許會是一件你「理智可以理解，情感難以接受」的事。但在當下疫情控制的關鍵時期，這絕非小事。

針對疾病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可以被劃分為兩個類型：來自外界的社會污名，以及被患者感知到並內化了的病恥感。

社會污名（social stigma）一般通過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表現出。

刻板印象：指整個社會對於傳染病的一種錯誤的、固化的認知（如：對病毒的傳染性、預防措施有錯誤的認知）

偏見：是社會刻板印象在認知和情感上的表現（如人們厭惡、害怕一種可能源自社會外來群體的傳染病）

最後，歧視是偏見在行為層面的呈現（如：人們會以一種並不尊重他的方式，告訴別人離他遠點）

諸如「武漢人滾遠點」「武漢人自重」這種說辭，我們見得還少嗎？

病恥感（perceived self stigma）主要是因自己生病而產生的羞恥感（shame）。當患者被社會打上一個「有毒」的烙印，被降格成低人一等的存在，患者自己也不得不接受了這種設定，認為自己得了病「很丟人」。

害怕。害怕世俗的壓力、害怕被身邊人「指指點點」，害怕沒有面子。必須承認，這種「害怕」在我們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個人可以躲開很多東西，但唯獨難以躲開來自別人的批判。很多心理疾病患者不願去求助，往往就是因為如果別人知道了他在做心理諮商或是去精神科，會用異樣的眼神看他。放到這次疫情中，是一個道理。

就算他們自己有求助的意願，他的家人、親朋好友也可能會阻止。 「先吃點藥看看」「別大驚小怪的」，畢竟在許多人心中，有一個「有問題」的親人是很丟臉的事情，誰都不想承受隨之打包而來的負面輿論。

「如果我的兒子被確診肺炎了，別人該怎麼看我們家啊！」 （相關報導： 中國對待真相的態度》17年前揭露SARS疫情，老軍醫蔣彥永90歲高齡仍遭軟禁 ｜ 更多文章 ）

歷史上，許多生理疾病都曾有過被污名化的階段。

在醫學並不發達的19世紀，肺結核被認為是由於患者意志脆弱、情感過於強烈所引起的偏執意象造成的；癌症被視為邪惡、野蠻的化身。這種我們現在看來荒唐至極的認知，在當時可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無知者無畏，知者不懼，一知半解才最讓人心生畏懼。

在一個新型傳染病剛剛爆發、醫學界對其還沒有充分認知的空檔裡，正式謠言最有生命力的時候。而謠言，正是污名化的第一個助推力。

在疾病爆發初期，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知道點冠狀病毒的消息，但並不明晰其確切傳播方式、預防的手段。於是憑著自己的猜想、以往的常識性認知，再加上不良信息的誤導，傳染病就很容易被妖魔化。

Chris Crandall在一項疾病污名化的研究中，列出了三個因素，直接影響一種疾病被污名化的程度：

指大眾認為一個人所患的疾病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於他自己的問題。人們認為患者承擔的責任越大，則越容易引起大眾負性評價，人們越無法產生同理心。

比如，人們認為感冒是著涼引起的，可得了新型肺炎是因為你在關鍵時期還亂跑引起的。相比前者，後者更令人難以接受。

某種疾病越不普遍，人們便覺得它越嚴重，其被污名程度也越高。這可能仍然源於人類對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會本能的產生恐懼。

這更不難理解，新型肺炎作為最新出現、尚且無解的傳染病，自然是眾人恐慌。

表示在何種程度上，人們認為患者會對自己產生威脅。當然，越感到危險，偏見就越強烈。大眾傳媒在這個維度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鋪天蓋地有失偏頗的新聞報導裡，你就會看到「15秒感染新冠肺炎」這類說法。卻很少有人告訴你該案例的傳播鏈是仍未證實的，這無疑加劇了人們對疾病傳染性的恐慌。光從曝光程度和呈現內容來看，人們在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情況下，會加重刻板印象，把假象當作科普，把偶然當作規律，把相關當作因果。

對於患者來說，他們不僅要承受疾病本身所帶來的痛苦，另外還要承受額外的病恥感，這無疑是雙重的負擔。

雖然在目前的社會狀況下，不得不對一些疑似和確診患者進行強行隔離，但這不代表社會應該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對於深陷疫情困擾，存在心理問題的人來說，最需要卻也最難以得到的就是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如果已經確診或有了疑似症狀，卻仍然不尋求專業幫助，否認現實、拒絕隔離治療，不僅是對自己健康的不負責任，也會讓周圍的人暴露於風險之中。

這個後果，對當下疫情控制影響是極大的。一個隱瞞病情的人，就能讓成百上千人的自我防護措施功虧一簣。

就像我們前面所說，在目前環境下，患者出現「病恥感」從而瞞報病情，並非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 （相關報導： 中國對待真相的態度》17年前揭露SARS疫情，老軍醫蔣彥永90歲高齡仍遭軟禁 ｜ 更多文章 ）

可問題關鍵在於，疫情嚴峻，此刻又恰恰是我們必須必須必須，克服病恥感的時候。

有關疾病的事實獲取，個人和整個社會系統的努力。

歧視、標籤化和病恥感都會讓人們羞於開口求助。但是，有關傳染病的正確、及時、廣泛的信息，有助於消除一定的社會偏見和誤解。

當人們恐懼一種疾病的時候，人們需要的是更多的事實。而非各類斷章取義、情緒性扭曲的信息。

家人、朋友們，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

國內外已經有眾多研究證明，社會支持、家庭寬容、溫暖的環境氛圍是患者能否良好康復的重要因素。如果來自疫區城市／國家的人，感到了來自全世界的偏見和惡意作對，這時候家庭成員再不和患者站在同一邊，那麼他們便真正成了孤立無援。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可以盡可能更多地與互助小組連接起來（比如有對接口罩等醫療資源的互助組、求助信息互助組、社會捐贈互助組等等），來幫助患者及其家人度過難關。

當患者們相信「即使告訴大家我得了傳染病，我依然不會被拋棄」，當病恥感得到緩解，當沒有人隱瞞，這場戰鬥才離勝利更進一步。

說完病恥感，還有些別的話想說。

當你越了解「病恥感」，往往越能夠體會到承認疾病、直面疾病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正如前面所說，現在正是一個所有人都不得不戰勝病恥感，直面疾病的時期。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群體性問題。

最近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被稱作「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去世了。 12月30日，他首先意識到了類SARS樣的病毒感染，並對周圍的人發出預警，雖然「吹哨的聲音」在當時被淹沒了。後來，他因為堅持在一線抗疫，自己也感染了病毒。

他在生前接受采訪時說：「真相比平反更重要，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而他的朋友圈裡寫著這樣一句話：「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

李文亮醫生已經被許多人視為英雄。而我們想說的是，那些敢於直面疫情的每一個普通人，都是英雄。

那些認真防護不出門聚集的人，那些不斷為親戚長輩科普疫情嚴重性的人，那些自願隔離的人，那些出現症狀後不隱瞞的人，那些在前線日日夜夜戰鬥的人，那些疫情中依然認真工作的人，都是英雄。

面對疾病吧，用正面、真誠地去面對這場疫情吧。

我們需要更多英雄，但不希望再有英雄犧牲。

「讓我們溫柔地拯救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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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簡單心理（原標題：瞞報、病恥、污名化：什麼才是疫情中的英雄主義？） （相關報導： 中國對待真相的態度》17年前揭露SARS疫情，老軍醫蔣彥永90歲高齡仍遭軟禁 ｜ 更多文章 ）

責任編輯／李頤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