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訓練中國革命幹部的這段歷史，清楚地表明蘇維埃因子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發展中產生的重要性。一九二至一九四年代，曾留學海外的一百一十八名中國共產黨高階領導人之中，有八十人（也就是約占七十％）在蘇聯受教育。
被中國領導階層歸類於「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分子」的四位中共領導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與朱德）之中，有兩位（劉少奇，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八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之後於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六年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曾就讀於蘇聯的教育機構。
這些在蘇聯求學的人之中，包括二十世紀後期的未來中國領導人，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領論家與發起人鄧小平、他最親近的戰友陳雲，以及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思想家張聞天、王稼祥與陳伯達，和毛澤東一起在解決中國革命戰略問題上做出重大的貢獻，這三位黨員也在莫斯科接受理論教育。
這些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畢業生，協助毛澤東在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初，奠定中國共產黨主要的政治理論基礎，該理論體現在新民主主義論與「毛澤東思想」中。
除此之外，一九二○至六○年代的六位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有三位是留學莫斯科──博古、張聞天與鄧小平（另外三位是陳獨秀、瞿秋白與向忠發）。將來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也曾就讀於其中一所共產國際學校。毛澤東每一個最主要的奪權對手博古、張國燾與王明（陳紹禹） 都畢業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教育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位元帥中，有五位留學莫斯科（朱德、林彪、劉伯承、聶榮臻與葉劍英）。
除了以上這些人，以及我們目前為止提及的其他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另外還有四十九名共產國際學校的畢業生，他們雖然沒有成為中共上層領導菁英，但也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貢獻卓著。這些人包括凱豐（又名何克全）、李培之、夏曦、方維夏（化名馬斯連科〔Maslenko〕）、黃勵、何子述、何叔衡（化名馬祖丁〔Mazutin〕）、左權、趙如芝（化名科羅維娜〔Korovina〕）、陳昌浩、陳原道、沈澤民、楊之華（化名斯特拉霍娃〔Strakhova〕）等人。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七十七位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中，就有十三人畢業於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而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一百七十位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中，該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至二十二位。
畢業於莫斯科高等教育機構的國民黨員，也在中國革命與台灣現代化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將來繼任蔣介石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之外，還有鄧文儀、康澤以及谷正綱與谷正鼎兄弟。此外還有竺廷璋、鄭介民（化名貝洛古布〔Belogub〕），以及多位中華民國立法院與監察院委員，以及國民大會代表。
除了蔣經國，還有其他許多國民黨高官的親戚於莫斯科求學。其中包括馮玉祥元帥的子女馮洪國、馮弗能（蔣經國的第一任妻子）與馮弗伐； 李宗仁將軍的夫人韋樹瑛；張發奎將軍之弟張發明；鄧演達的弟弟鄧明秋； 葉楚傖的兒子葉楠； 于右任的女兒于芝秀與其女婿屈武； 胡漢民的女兒胡木蘭； 以及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
此外，有四名學生曾是中國統一托派組織執行委員會核心領導（共五人）中的成員，該委員會於一九三一年五月的成立大會上選出。他們是：陳一謀（俄文化名不詳）、鄭超麟（化名瑪律洛托夫）、王凡西（化名瓦西里・巴夫洛維奇・克列特金），以及宋逢春（化名卡爾・普萊斯〔Karl Preis〕）。
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一九二○至三○年代，從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高等教育機構畢業的中國人之中，對中國革命有重大貢獻的人所占的比例極低，在約三千人之人中僅有一百六十七人（這個數字與陳伯達生前的說法幾乎不謀而合：據他所說，莫斯科共產國際學校的畢業生中只有一百至兩百人「〔在中國〕發動革命」，其餘大部分人都離開了革命運動）。
從這個說法只能得出一種結論：莫斯科共產國際學校替中國革命訓練大量布爾什維克幹部的目的未能成功。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與共產國際領導階層為此目的付出的所有心力最後都付諸流水。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國際列寧學校與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以及其他規模較小的學校機構，基本上在做的都只能算是「零售業」。這不難理解，因為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年以及在那之後，在蘇聯境內對中國革命者進行的培訓組織工作，始終面臨一連串的阻礙。
在俄國內戰期間針對住在蘇聯的大批中國人進行教育的初次實驗尤其矛盾。許多中國工人、農民、窮光蛋和流氓，的確很願意在紅軍服役，但是他們鮮少受到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影響。
在內戰後也一樣，儘管布爾什維克黨人盡其所能（當然他們的努力並不足夠）對他們灌輸共產主義理念，這些人大多對於馬克思主義依舊知之甚少。因此絕非偶然的是，絕大多數參與俄國內戰的中國人，無法對於之後在家鄉中國的革命事件發揮影響力； 唯一的例外就是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楊明齋，以及後來成為中共中央委員的王維舟。
整體而言，此種教學性質難免使中國學生傾向於簡化馬克思主義，導致他們只能吸收表面的布爾什維克經驗。在這意義上，即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領導人，尤其是能完成所有學業的那些學生，也無一例外。
而在僅於莫斯科念了六個月書的劉少奇以及在鄧小平（他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念了不到一個月，之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念了十一個月）這兩人的世界觀中，這種訓練方式的缺陷，則相對表現的較輕。
在某種意義上，米夫的活動自然反映出一九二○年代末的時代特色，也就是蘇聯社會上上下下快速的史達林化。然而，由米夫執行的轉變過於劇烈，以至於它必然引發某種反應。這反應不但使大學內部人際關係惡化，使得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倒閉，結果也導致他自己遭到清算。
相較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部與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背景，國際列寧學校看起來狀況好得多。它的行政部門試圖讓所有中國學生達到最佳的學習狀況。
國際列寧學校的教育進程顯然很有系統，並導向唯一的目標 不是替爭吵與衝突搧風點火，而是以替未來在中國革命中推進布爾什維克路線為目的，訓練有知識學養的馬克思主義幹部。
與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部，尤其是與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相比，國際列寧學校的道德──政治風氣純淨得多。這都要歸功於校長基爾薩諾娃，她可能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根據張國燾的回憶，她給人的印象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這正是國際列寧學校的氣氛比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部，特別是比帕維爾・米夫治理的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自由得多的原因：「學院高層人士與學生的關係大致很正常……學校的領導人與學生共同學習與生活，相處融洽，沒有任何像在孫逸仙〔大學〕那樣的騷亂與爭執。」
當然，國際列寧學校也不時會烏雲密布，但在每一次的批評中──無論在一九三○年代初或是一九三七年，遭殃的都是基爾薩諾娃本人。而根據當時人的判斷，國際列寧學校的第一任校長布哈林也相當民主，而且「柔軟得如蠟一般」。意料之內的是，在列寧時代他被認為是「全黨最受喜愛的人」。但是和基爾薩諾娃一樣，他當校長的時間也不久。
因此，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教育中心對中國學生的訓練有雙重特色。一方面，少數在莫斯科學習的學生吸收了「高等政治與理論」，因而使他們能在回到中國之後，在共產黨或在國民黨位居領導階層的高位。另一方面，共產國際教育的典型缺失使訓練學生的規模有所侷限。
許多在蘇聯的中國人都有一種痛苦的經驗，那就是他們萌發出的任何自由思想，都會被黨領導人鋼鐵般的意志所壓制。領導莫斯科國際學校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以及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與國際列寧學校的共產黨教職人員，都試圖以自身的想像教育中國同學，同時宣傳布爾什維克的教條，盡其所能為了將他們變成對蘇聯忠心耿耿、訓練有素的共產國際追隨者，因而回過頭來，用國際列寧學校行政部門的話來說，這些學生能夠「在強化與擴張〔共產〕黨對人民的影響力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共產國際教育機構最初是追求布爾什維克化目標的高級學校，是中共領導階層的搖籃。然而到了一九二 年代末，這些教育機構受到蘇聯史達林主義者的全面控制，他們不只對學生施以意識形態方法的壓力，還有身體上的恐怖對待。
其結果是，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教育中心從布爾什維克國際學校，變成了鍛造中國史達林主義者的「熔爐」，這些人在將中國共產黨史達林化的角色可說是舉足輕重；也就是說，在一九二○年代末與一九三○年代，他們將中共變成在中國服從史達林主義政策的工具。
這導致了許多起人間悲劇。許多中國學生成為這非人道政權的犧牲者。然而在這方面來說，這些教育機構基本上與莫斯科其他國際高等教育機構沒有兩樣，他們都走上同一條悲劇性的道路。
因此，不令人訝異的是，只有一小部分莫斯科國際高等教育機構的畢業生能進入中國共產黨傑出的領導圈子。在蘇聯的狀況下，上述共產國際教育中心培養出來的，大多只有共產黨的公務員與官僚，而非成為注定要引領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布爾什維克理論家。
蘇聯共產主義生活的冰冷現實，將大多數來到莫斯科求學的中國學生，從浪漫的革命者轉變為務實者與野心家，又或者使他們對布爾什維克教條徹底幻滅。浪漫成了一場悲劇。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共產國際的莫斯科教育中心，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總而言之，這些學校是一整批中國人主要的大學生活，而這些人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運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作者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俄國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中國研究的副教授；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愛德華與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教授。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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