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超全球化時代最輝煌的成功典範和最大的矛盾：《在碎裂的世界共享富裕繁榮》選摘（2）

自由貿易有其精妙邏輯，它由亞當．斯密率先闡述，四十年後再由李嘉圖（David Ricardo）用他的比較利益理論更全面地闡述。這個理論指出，開放本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可以使勞動力、資本、創業才能等資源配置到生產力最高的用途上，達至整體消費最大化。

但歷史事實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靠自由貿易發展起來的。快速和持續的經濟成長總是多種政策相結合的結果，這些政策既利用世界經濟，又干預市場以促進新產業的發展。世界經濟是技術、資本和市場的來源。各國若不善用世界經濟提供的機會，那無疑非常不智。但是，雖然市場擅長充分利用一個國家在任何特定時候的資源，但市場並不擅長確保新的生產能力與時俱進地發展出來。這正是漢彌爾頓為年輕的美利堅共和國提出的論點—因此，政府需要製定政策來補國際競爭之不足，而且往往還需要政策來緩和國際競爭。

簡而言之，經濟成功需要明智地結合自由主義與發展主義。超全球化忽視此一教訓，在實行它的地方喚起了假希望，也埋下了與成功國家的發展主義衝突的種子。

西方常見的一種誤解是：中國驚人的經濟成就可歸功於經濟自由主義和超全球化。根據這種觀點，一九七八年之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轉向市場經濟，開放貿易，從中獲得非常豐厚的回報。在關於全球化的辯論中，你幾乎一定會聽到超全球化的支持者說出類似這樣的話：超全球化或許在某些方面有所不足，但它使數億窮人擺脫了貧困！但是，這種對中國的看法充其量只說對了一半。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能說明市場經濟需要與發展主義結合。

我們來看中國的發展經驗有多符合超全球化的指導原則。按照超全球化的規則，中國應該開放經濟，容許進口自由流入和資本自由進出。但中國實際上繼續保護其國有企業免受進口競爭衝擊，僅容許進口自由流入特別指定區域，而且對資本流入和流出也有限制。中國理應推動經濟私有化，但它保留了大量國有資產，並仰賴由地方政府掌控的混合型鄉鎮企業。中國理應避免推行產業政策，但它的中央和省級政府推行各種各樣的產業政策，提供廉價信貸扶持新興企業和產業。中國理應容許外國企業在中國自由經營，不受歧視，但它實際上對外國企業施加諸多限制，例如要求它們與中國企業組成合資企業，否則不得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理應尊重外國企業的智慧財產權，但它在侵犯智慧財產權方面惡名昭彰。中國理應固定匯率或容許匯率自由浮動，但它積極管理匯率，以確保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強勁的競爭力。 （相關報導： 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襲來：《中國，在世界中形成》選摘（4） ｜ 更多文章 ）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將這種策略比喻為打開窗戶但加裝紗窗。如此一來，中國經濟既可以得到新鮮空氣（外國技術、進入全球市場的機會、關鍵投入要素），又能隔阻有害因素，例如可能造成動盪的短期資本流動、可能損害其新生產業能力的過度競爭，以及損害政府實施產業政策能力的因素。實際上，中國在經濟管理上融合了重商主義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原則。我常開玩笑說，倘若中國經濟表現慘不忍睹，而不是驚人地成功，超全球化的支持者可以提出同樣有力的解釋。你看國家如何強力干預經濟！你看貿易和資本流動受到多大的限制！政府實施這麼多產業政策，你還能期望什麼呢？

在COVID大疫爆發前的二十年裡，其他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也快速成長。但是，這種表現同樣與比較利益或超全球化政策幾無關係。當中有些是中國經濟成長的直接副產品：中國經濟成長促成大宗商品價格大漲，因此促進了相關資源生產國的發展。還有一些則與西方金融市場利率下降有關，這導致廉價資金湧入「新興」和「邊境」（frontier）市場。不出所料，結果是開發中經濟體消費成長加速，若干年後陷入債務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東亞以外的經濟成長全都不是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結果。一如印度的情況，這些成長主要由服務業驅動，而且基本上與國內或先進經濟體的貿易自由化無關。我們將在第五章討論這些經驗。

我們來看墨西哥這個例子。沒有一個國家像墨西哥那樣全心全意支持超全球化架構，也沒有一個國家比墨西哥更有條件從中獲益。墨西哥連續多屆政府認為，要擺脫一九八○年代的總體經濟危機和確保經濟成長，最佳方法是放棄進口替代政策（這項政策在一九八二年債務危機之前帶給墨西哥數十年的高速經濟成長），開放經濟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墨西哥與美國南部接壤，這種地理位置為它融入北美供應鏈提供了絕佳機會。一九八○年代末，墨西哥實施貿易和資本帳自由化政策，一九九二年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一九九五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自由貿易和對外資開放成為該國明確且唯一的成長策略。其中理論是，取消產業政策將消除代價高昂的低效率問題，而出口成長和外來投資增加將推動經濟起飛。

在某些方面，這種策略達到了預期效果。墨西哥的對外貿易量和外來投資，尤其是與美國的貿易和相關投資，確實強勁成長。隨後二十年裡，墨西哥獲得了超過五千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出口占GDP的比重增加為原本的三倍以上，成為全世界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該國北部地區成為北美經濟的製造業中心。但是，真正重要的整體經濟表現卻令人非常失望。墨西哥經濟成長速度在同類國家中屬最低級別，所得水準落後於北方鄰國美國的幅度進一步擴大，整體生產力甚至下降了！其開放策略實際上製造出兩個墨西哥：北部邊境地區相對繁榮，其他地區停滯不前。當然，區域差異在開發中國家並不罕見。例如在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遠優於內陸地區。墨西哥的特殊之處在於北部地區的成長不足以帶動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且被其他地區的糟糕表現抵銷有餘。

墨西哥究竟哪裡出錯，至今仍是大家爭論不休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問題在於墨西哥政府的管制仍太嚴格，而且全球化程度遠遠不足。但從中國和此前其他成功國家（例如日本、臺灣、韓國）的經驗看來，墨西哥的問題不在這裡。該國過度依賴世界經濟，忽略了之前數十年成效顯著的發展主義政策。 （相關報導： 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襲來：《中國，在世界中形成》選摘（4） ｜ 更多文章 ）

＊作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在碎裂的世界共享富裕繁榮：給中產階級、全球貧困者，以及氣候危機的新經濟學》（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