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日，沒有人能夠確切說清孫中山究竟是從何時且如何從一位受人尊敬的醫師突變為人人皆知的「太史」。究其原因，若一個人從一開始就已打算日後大開殺戒，那之前以何等身份且曾穿戴過什麼或學習過什麼都無關緊要且毫無意義，相反其所作所為只會踐踏並破壞與之相關同一專業領域之個人百年品德兼群體之千年職業道德與功德。簡言之，孫中山通過其所屬極其顛覆的一生已向外界明確告知，在必要的前提下別說是學者，就連被世人尊稱為「白衣天使」的醫護人員也可瞬間變為誘惑人間的「赤翼撒旦」。
一、千年「秘」方與百年真「術」
若是從國族建構視角來看孫中山所定《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就可隨即發現其所屬歷史認知是建立在「剪辮前後十不知」及「周而復始十大要」的思維基礎之上，即南人不知北人諱、唐人不知中人計、蠻人不知閹人奸、粵人不知周人忌、下人不知上人棋、小人不知大人局、陸人不知華人隱、華人不知漢人嫌、漢人不知外人記與國人不知胡洋溯，以及聽起來要舒服、看起來要完美、談起來要放心、讀起來要順暢、寫起來要一致、背起來要一世、想起來要完整、議起來要細選、講起來要逼真和傳起來要精挑。
以此為根基，不難看出孫中山作為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勢力之偉大無比的「國父」，其所開啟之「國族建構」（即中華民族）既非內民所屬之宮廷御醫式「益壽良方」，也非邊民所屬之江湖郎中式「延年土方」，更非外民所屬之西學洋醫式「長生正方」，而是齊民所屬之術士儒生終身慣用之「不老野方」或「不死猛藥」，乃當今世界之成本最高且專為「中國人」所供應生產的國際通用型「無形新式鴉片」，其臨床檢驗流程長達一百一十八年之久，被近十四億自稱「華人漢族」或「華族漢人」（即炎黃子孫兼華夏兒女）的消費群體美譽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專防東西南北之「蚊叮蟻蜇」兼「蜂刺蚣咬」的精神特效藥，既察覺不了浮腫化膿又感受不到壞死腐爛，乃千年傳承之無所不能的「萬能藥」，屬絕不可傳外之家家精通且人人照舊的「祖傳秘方」。
正如李時珍所編寫之《本草綱目》存在顯而易見之空白與錯誤，孫中山所署定之以「周而復始」為永久戰略目標的政治版「新本草綱目」（即《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也同樣存在有目共睹的錯誤和空白。對此，首先要厘清的是，孫中山及其後繼者均非顧於上下改革（即滿蒙中央與華漢地方）之「宮廷御醫」，或忙於左右革命（即西洋歐美及東洋日本）之「江湖郎中」，而是忠於方圓一統（即中夏滅夷、唐夏滅越、中華滅胡、華夏滅洋）之「煉丹術士」，其使命與義務是讓渴望或追求「長生不老」（即以中立國、驅除四夷、恢復華夏，周而復始）之海內外各地各岸兼各域各國內屬你（華）我（漢）不分的「公卿大夫」終身忙於「長治久安」與「征夷封禪」，即受命於天、征蠻戰狄、征夷討戎、功德圓滿。
依照孫中山所主編之「新本草綱目」內容，不難看出其對自身目睹之「疑難雜症」所開出的最佳良方乃「驅除韃虜」與「恢復中華」，所屬最為精華之「草本」乃「軒轅之子孫」，其分類體系分別由「漢人」、「先人」、「族人」、「漢族」、「後人」、「中國人」、「我民族」、「中國者」及「我國民」所構成，而所專治之「疑難雜症」則被分別定名為「寇讎」、「異族」、「韃虜」、「胡虜」、「東胡」、「滿洲」、「滿奴」和「漢奸者」，其病狀被診斷為「滅我」、「據我」、「迫我」，所屬病根則被確診為源自「羶腥」之「邊患」、「壓制」與「阻害」。
不應忘記，孫中山所屬之「新本草綱目」乃內容豐富之反人類文明與反世界多元的華夏歷史之巨著，也是一部具有承前啟後作用的種族滅絕之專著，既非前無古人更非後無來者，乃現代族文清洗之道的實踐指南，其內容核心是讓海內外全體華人均深感體會且無一例外地都投身至革命當中，是將起始於公元前一〇四八年之「孟津會盟」（即奉文王之命約集檢閱各路八百諸侯，並聯合前去討伐狄夷之殷商）的首次周而復始与延續於一三五一年之「八月十五殺韃子」的二次周而復始統籌為一體的一九〇八年之第三次周而復始。
二、「大」同世界與天下為「公」
須銘記的是，無論是孔子所曰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還是孫中山所留之「天下為公」均與所謂「天下為天下人民所共有」或當今全球普世價值所共有之自由、獨立、民主、平等、公正、公平、法治等人性思想及其概念毫不相干，其本質內涵都源自於《史記·周本記》所記載之「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換言之，「天下為公」意為「天下為天下公卿所共有」，即天下為大中華各岸各地之各域各國所屬各黨各派權力實際擁有者所共有。正因如此，孔子所曰之「大道之行」既乃周武王登基之前劍指殷商先民的「征夷大道」，又乃周武王登基之後劍指殷商後裔的「討狄之行」。
在此，「征討」等同於「驅除」，勿忘被民間俗稱貶義之「孔老二」與「孫大炮」都是各自所屬時期之政體邊陲之外圍人士，與周武王所屬之政治環境一致，其一生夢想無疑就是躋身核心之中央，告知四方（即華夷秩序觀下的北狄、東夷、南蠻和西戎）「天下為公」即乃「世界大同」，「為公之日」乃中華全球化、華夏國際化、中國世界化完成之時，「大同之時」則乃全球一族化、國際一域化、世界一國化實現之日，即世界終將被華漢所支配統治，或與華漢根異不容之一切終將化為灰燼且煙消雲散。
面對這一鮮為人知的不爭事實，世界各國首當其衝須警惕的是孔子之本人，在將其視之為「思想家」或「教育家」之前先須回想其生前所言之「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否則，將難以察覺孔夫子與孫中山乃同類人，進而誤以為兩者均乃「仁愛」與「博愛」之遠古關中華域所屬「至聖先師」及來近代中原漢地所屬「至尊先生」。
若想知道孔子在中國人心目中究竟有多偉大，僅需瞭解時任中華民國外交官顧維鈞於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會所道之「名言」即可。換言之，就是「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如同耶路撒冷，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人不能夠放棄山東，正如基督教不能夠放棄耶路撒冷一樣。」
三、景佛皆「華」與「漢」中無回
對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勢力而言，表面信奉基督等同於實質信奉孔子，而信奉孔子既乃排外攘夷，又乃保中複華，更乃除異滅根，即不分日夜且加班加點地築造與基督教義兼亞伯拉罕信仰相違背之「東方巴別塔」。更為準確地講，這就是孫蔣兩人身為基督徒一生堅持且徹底奉行反人類之駭人聽聞的「驅除韃虜」與「恢復中華」，以及由此進一步延伸之「革命尚未成功」和「同志仍需努力」的原因之根本所在，即信奉耶穌等同於信奉孔子。
我們要知道，在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分子的認知與世界觀裏，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教漢人信徒自古以來不是被稱之為水火不容之「回民」，就是被定義為彼此互不相干或截然不同之「回族」。相比之下，信仰基督教的景教漢人信徒則向來都不被視之為彼此互不融通之敵我明確的「景民」，更不被定義為彼此楚河漢界明確且具有獨立民族性質之「景族」。
簡單講，依照古近代關中之族群劃分與近現代之中原民族劃分標準（即回民與回族），孫中山與蔣介石及其相關之千萬中國基督徒，以及著名之陳禕與李叔同及其相關之無數難以統計之中國佛教徒均應被劃歸為「回民」與「回族」相對等之「景民」和「景族」兼「佛民」和「佛族」，進而成為可與「回族」相提並論之「新少數民族」。
但事實表明，回教漢民不等同于漢族，但卻永久等同于華人。與之不同但又及其相似的是，景教漢民與佛教漢民自始至終都既屬漢族又屬華人，可見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分子的反人類思想是有明確針對性的，不僅僅只限於種族，而是囊括宗教與文化，即「以夷制夷」（以胡制胡）與「以夷伐夷」（以胡伐洋）及「以夷滅夷」（以洋滅胡）之巔峰操作。
若是以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勢力所記載之一八六四年「陝甘回亂」及「新疆回變」為標準，一九一一年所相繼爆發之武昌漢亂及辛亥華變理應被定義為由信仰基督教之孫中山所領導的「江漢景亂」與「南華景變」。同樣，後續發展證明「反清」（反帝國）和「反滿」（反殖民）是由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勢力所單方面壟斷之特權，堪稱神聖不可侵犯之「民族命根」，既不可被架空，又不可被取締，更不可被更替。若反之，以「千年文明」為開頭且僅限於一百年的所謂「無可挑剔的民族神話」將瞬間化為泡影，而等同于「戈培爾效應」的「孫中山效應」也會隨即失靈，「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也同樣隨之不再廉價且萬能，其結果只能喚醒或催生緩緩遲來之亞細亞版「紐倫堡大審判2.0」，一個足以揭開千年延續之由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所主導謀劃且貫徹實施之永無止境的「天下四夷最終解決方案」。
四、「儒」可為訓與焚書坑「回」
面對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的千變萬化，世人必須要關注的是該集團組織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就已將非華漢系異族穆斯林兼所屬之非華夏化伊斯蘭教定性為「第四次周而復始」之覆滅對象。僅從一八六四年「陝甘回亂」及「新疆回變」之定義就可看出，「回亂」與「回變」具有截然不同的兩種內涵。其中，華漢系夏族穆斯林若抗拒中央，其規模與程度再大再深充其量也就是「回亂」，僅需相對應之「鎮壓」與「嚴打」即可。但面對圖蘭與伊朗系，以及閃米特和羅馬系穆斯林的反侵略與反殖民抗爭，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無視其緣由統統將其視之為必須斬草除根的「回變」，認為必須採取周武王克商與滅殷時期所慣用之「斬盡」與「殺絕」，並且在最後如同強迫愛新覺羅家族簽署《清室優待條件》般，象徵性地保留「部分己屬異類」，以便鞏固日後再入侵所需之「自古以來」所屬「法理依據」，即「第四次周而復始」之「周王西征」。
所以，「回亂」與「回變」的唯一且顯而易見的區別在於，「亂」專指己類，而「變」則專用於異類。「亂」一字的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政治意涵乃「一切始於無中生有」及「一切終歸風平浪靜」，即建立在「生於斯，長於斯」基礎之上的「儒（陝）回（甘）兩漢永遠一家親」。與之相比，「變」一字的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地緣內涵則是「一切始於生有無中」及「一切難歸風平浪靜」，即建立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基礎之上的「中（華）外（夷）兩域不是我活就是你死」。
對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而言，所謂「西域」所屬之亞伯拉罕系三大宗教中，唯獨基督教的實質利用價值最高，猶太教則其次，其利用價值更多在於「神話塑造」或「不敗創造」，而伊斯蘭教則是名副其實之「眼中釘」及「肉中刺」。
究其原因，當前基督教所涵蓋之核心板塊（即美歐）屬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所依賴之「孕育命脈」，其情形酷似三千年前的關中及中原所屬商君與周王之上下關係。換言之，在「新商君」（即美英日澳歐）自犯不可挽回之戰略錯誤和自我國本消耗殆盡，以及「新周王」尚未結交「新八百諸侯」且雲集一舉取而代之前絕不可打草驚蛇或鋌而走險。對此，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勢力的永久生存準則兼戰略發展方針乃「寧可自變狄夷，也不可以卵擊石」。
五、千篇「一」律與星移月「轉」
在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勢力看來，猶太教的利用價值不在於其宗教本身，而是其所屬信仰族群之「一成不變」。簡言之，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勢力的著重點在於讓華漢國人相信自身所屬之「文化」與「文明」，其優越及偉大甚至都早已讓信仰堅定之一成不變的猶太人最終被同化為与己等級相當的炎黃子孫兼華夏兒女，即「中國開封猶太人」之塑造與所謂之「由來」。更為準確地講，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勢力大談特談「中國開封猶太人」的目的，就是向華漢國人傳遞出違背現實常理兼歷史事實的「千年謬論」，即「連猶太人都可以被我們同化，穆斯林和基督徒更不在話下」。
總言之，無論是基督徒，還是猶太人或穆斯林，其三者歸根結底均乃舊中國式顛覆主義勢力眼中水火不容之不共戴天，其所屬之對穆斯林的憎惡源自於對基督徒的厭惡，為此湘軍頭目曾國藩先是徹底根除了具有「基督氣息」的南粵山漢所屬之「太平天國」，後其繼任者左宗棠則單方面決議「替天行道」，對騰格爾山南北實施「血洗工程」，通過「摘月奪星」一方面實現「河西走廊最大化」，另一方面則再度開啟「西域關中化」或「中亞中原化」之新紀元。
同樣，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對穆斯林的痛恨也是源自對猶太人的厭恨，原因在於穆斯林對其信仰的堅決與虔誠程度與猶太人相當，華漢一旦改信伊斯蘭教就等同於將「漢字信仰」拋之腦後，可謂一去不復返。在此過程当中，古蘭經所屬之阿拉伯文將取代華文，成為其思想之核心，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最為痛恨之胡思亂想、胡言亂語與胡編亂造將永久替代漢思橫想、華言豎語及夏編中造，「全球華漢均屬一家」（即忠心報國）也會隨之變為「世界穆斯林乃一家」或「亞伯拉罕之神立約者同屬一家」兼「亞當與諾亞子孫乃一家」（即獨一造物主至高無上）。
六、遠交近「攻」與若近必「誅」
為避免上述情況成為永久現實，以及確保「華夏三絕無」（華夏無雜質、中華無異味、中夏無反思），左宗棠創建了以「華夷新秩序」為中心之「新三無戰略」，即「中心—邊陲—外圍三步走」之「華夏中心無雜質」與「中華邊陲無異味」及「中夏外圍無反思」。在此方面，李鴻章與曾國藩及其後人僅實現了「前兩部」，其「最後一步」則留給了「蔣介石代表」之繼承者，即二〇二五年六月長驅直入至「河西走廊」的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兼臺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及其相關陪同人員。
不僅如此，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還將獨立七十八年之久的以色列內定為「絕不可接受的存在」，原因在於以色列的成功獨立與穩定延續從根本上對其「共和帝國」或「民主天下」之所謂「長治久安」與「永久合法」及永無止境之「周而復始」構成實質上的威脅，乃名副其實之「中夏噩夢」，即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改變不了且抹滅不掉，一切終將物歸原主，建立在滲透、離間、顛覆、侵略、殖民基礎之上的「自古以來」必將不攻自破。受此影響，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將致力於實現和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及全球穆斯林和解共榮之和平委員會兼《亞伯拉罕協定》視為三千年不斷之「周而復始」的終結前兆，長期慣用之「以夷制夷」（以阿拉伯制希伯來）與「以夷伐夷」（以歐羅巴伐不列顛）及「以夷滅夷」（以歐亞非滅美利堅）將難以繼續且永久無效。
正因如此，研究舊中國式顛覆主義恐怖勢力的各界人士均須明白，該勢力同時還將實質上與偉大草原為敵之善於離間挑拔的張騫與班超，以及長驅直入至歐亞腹地絲路沿線各邦和印太東西兩洋沿海各域，不間斷收集且研究分析所到之地方政經民情、人文民思、社科民智、軍教民心的玄奘與鄭和視之為「世界莫能及之民族英雄」。
其中，張騫與班超的最大功績就是成功且緩慢地讓圖蘭大地之阿爾泰山東西兩端及騰格爾山南北兩側彼此疏遠且反目成仇，即先通過侵略擴張與屯兵殖民的方式最先在蒙古高原和吐蕃高原間安插了一個可將蒙藏高原一分為二的所謂「河西走廊」，後則通過「無中生有」、「小事化大」、「火上澆油」、「傷口撒鹽」等方式實施經濟滲透、政治挑撥、軍事分化、思想支配、利益離間、安全干預，直至自身可一舉實現武力入侵與吞併，以及原有文明之秩序被徹底顛覆且取締，或將中亞與歐洲、西亞和非洲、南亞及印太、東亞同美澳一併納入至關中華域以外之「新域」為止。
相比之下，玄奘與鄭和的「西進」與「南下」對關中所屬之拓跋唐國及中原所屬之華漢明國而言，更具地緣權力平衡之演變分析兼戰略預測意義，其中前者的分析重點在於蒙藏高原之外圍地段（即騰格爾山及興都庫什山南北各域各邦），後者之預測關鍵則在於原東亞蒙古元國與西亞伊爾汗國之間的海上對接線（即麻六甲海峽之東西兩側所屬傳統海貿商道兼沿岸各港各國）。
七、用夏「變」夷與用「夷」變夏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被譽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及四大奇書之一的《西遊記》成書于華漢第二次「周而復始」開啟後的中原明國時期，其核心主角就是以唐國玄奘為原型之「師徒五人」（即聽命長安之熟念咒經的愛華唐三藏、七十二變之敢於大鬧的猴妖孫悟空、三十六變之下凡受戒的獸人豬八戒、九頭骷髏之被貶變怪的食人沙和尚、鋸角退鱗之點化順變的坐騎白龍馬），而所屬歷史背景則乃突厥整體東西分裂之廿六年、拓跋唐國滲透入侵大地之母（東突厥）九年、西突厥內部分裂之次年，以及拓跋唐國顛覆毀滅大地之母前一年、西突厥爆發內戰之前十一年、拓跋唐國大舉入侵西突厥（即先祖之地）前廿三年、大地之母浴火重生之前五十三年、抵禦東方入侵之祖地規模最大首場衛國戰爭爆發前一百廿二年（即塔拉茲之役）。
毋庸置疑，看過《西遊記》的人都清楚，所謂「西天取經之道」即乃「九九八十一難」，專指通往南亞次大陸之堪稱「必經之路」的內陸通道（即中亞），關中華域以西之沿線各邦各地既是其所謂「東土大唐」所單方面定義之「西域」，又是華域漢民代代銘記在心之所謂充滿仇恨及流血不斷的「妖域」。因此，唐三藏及其所屬之四徒一路上除了「降妖」就是「除怪」，可見其作者對圖蘭大地的厭惡與憎恨是刻在骨子裏的，乃與生俱來且代代相傳。
事實上，《西遊記》的內容只會讓人深陷沉思，不禁反問道：「既然一路上除了妖就是怪，那唐三藏為何一定要選擇迎難而上，僅憑五人之力就踏上鋌而走險之道，且最終還可平安抵達並順利回歸？」這一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即《西遊記》從一開始就不是任何形式之單純小說，而是意識形態塑造之神器，一個可讓華漢國人從小就認為「征服一望無際且永無止境之西域理所當然」及「消滅金髮碧眼之胡洋異思異類乃天經地義」的敵我分明兼絕不可質疑之「政治正確」。
八、日東月「西」與死「中」求活
本質上，《西遊記》裏的「降妖除怪」等同於孫中山所提之「驅除韃虜」，而所謂「長生不老」（即食用唐僧肉後的功效）則意同無限循環之「周而復始」，原因在於唐三藏是奉視突厥為死敵之唐太宗之命，即關中華域所屬「長治久安」。正因如此，在整個劇情當中，符合關中華域所定義之「人」這一標準的人物分別乃唐三藏與唐太宗，而四徒在內之其餘面相不一者均屬與「華」雖道不同，但終究被一同所降服之「夷」，進而證實其所謂「八十一難」的真實內涵並非表面看似之「患難與共」，也非人情世故之「難兄難弟」，而是「本性難移」之等同於「恢復中華」的一路斬殺，以及「人心難測」之「亡我之心不死」和名副其實之符合事實的「一山難容二虎」。
所以，什麼是「西天取經」？什麼又是「西行求法」？其中，前者之關鍵在於「過程」與「實踐」，後者之核心則在於「經驗」和「實效」。在此，「經」與「法」分別寓意「一變再變」和「一成不變」，「天」及「行」分別象徵「長驅深入」與「深入其中」，而「取」和「求」則示「予取予求」。
唐三藏之所以能夠平安到達，後又能夠順利返回，其核心原因就是其個人完美運用了東土華漢古今千年所熟練之「以夷伐夷」（借豬猴之力大鬧西天）、「以夷制夷」（借四徒之力十面埋伏）、「以夷誘夷」（借四怪之相蒙混過關）及「以夷滅夷」（借猴豬之相兩面三刀）。本質上，《西遊記》裏所謂「吃唐僧肉可以長生不老」，其根本是源自關中周國所傳播至今之「商人食人」這一彼此畫等號的邪說謬論，所屬實質本意乃遠古式「狄夷亡我中夏之心永不死」兼古近式「戎狄亡我華夏之心永不死」或近古式「韃虜亡我中華之心永不死」。若用一句話概括上述之一切，其思想核心便乃「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相關報導： 紀念國父孫中山逝世101周年 鄭麗文喊話：台灣不能被動讓別人決定命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國際關係學者、經濟學碩士兼社會學博士，曾任上海環太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及武漢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